施伯伯

施伯伯是父親的頂頭上司。他當時就任設計院副院長，管建築工程技術的，後來又兼任業餘土木工程學院院長，從五○年代一直做到文革。

記得那時上海電影製片廠要興建一座現代化的攝影棚，除了建築物本身外，對聲學的要求極高。正好父親當時在研究建築聲學，施伯伯將此重任交給父親。父親不負眾望，成功完成獲得好評，後來在這座新攝影棚裡拍成的影片無數，父親感激對他的信任。

當時上海有好幾座音樂廳，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建造的，聲音效果特好，坐在第一排的聽眾跟最後一排的感覺是一樣的，而演員可以不用麥克風。這裡的聲學技術不簡單，可以想像建造電影攝影棚用到的建築聲學理論和知識會更加複雜，施工難度會大大加深。

當時的領導幹部懂技術的不多，即所謂外行領導內行，上級覺得長期下去是不行的。於是施伯伯所在的業餘土木工程學院便開設了幹部培訓班，父親被聘兼課，幾年下來，確實培養出一批又紅又專的人才。可是班裡總有一些不想讀書靠嘴巴幹活的幹部，但父親對每個學生都是同樣嚴格要求。

文革來了，一張大字報指名批評父親缺乏階級感情，「粗暴」對待工人學員。父親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施伯伯平心氣和地吩咐父親仔細想想緣由。原來這位學員設計一棟宿舍樓時出了怪招，以致行人上樓時，要穿過人家的臥室才能進入自己的房間。所幸房子還沒造，父親將那個學員帶到樓梯口「實地」觀察並形象地解釋，不料種下禍根。

一九六四年，父親申請去香港探望母親，十多年未見了。那時正值文革前夕，政治空氣裡都是「火藥」，時時都會爆炸，在那個節骨眼上申請去港，豈不是引火燒身嗎？院裡領導齊聲反對，原因是怕去了以後不回來。施伯伯出面擔保終於使父親成行，父親遵守諾言，準時回來。

不料兩年後文革開始，兩人為此事受到攻擊。那時去港的寥寥無幾，的確大多數人有去無回。那時正值國內自然災害，香港繁華，多少人偷渡越境過去，父親如期歸來令造反派百思不解，懷疑他們有何特殊目的。施伯伯深知父親的人格，言必信，行必果，探望母親有何錯呢？

施伯伯的母親是個虔誠佛教徒，受她耳濡目染，文革時居然起作用。一次批判會上造反派色厲內荏大喊大叫，力舉罪狀，要施伯伯交代。鬥了片刻，造反派覺得他沒有反應，就近一看，原來他睡著了，施伯伯是在念經、默想，還是瑜伽？同被監禁的室友頭髮一夜變白，可是施伯伯「愈鬥愈勇」，居然頭髮愈來愈黑，不知施伯伯練的是什麼功？

十年文革終於結束。施伯伯官復原職，不久被任命為城市規畫院院長，掌握全市的大型建築審批權，無數「後門」指向他。多年後我從美國回家探親，特地去他家拜訪。一進門我愣住了，六○年代的工房，一房一廳，廁所設備多年未更換過。照他的幹部級別，政府會分配一套像樣的公寓住房，施伯伯笑著說：「是的，我已把它送給女兒了，她比我更需要呢。」

時間來到二○一五年，全民慶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施伯伯已九十五歲，身體還硬朗。他是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的，被選中到北京參加慶祝盛典，接受國家領導人接見，天安門前遊行慶祝那天，乘遊覽車緩緩經過主席台接受檢閱，我還在電視上看到他呢。回來後我去拜訪，他捧出沉甸甸的國家授予的金質紀念章，含著淚水說，這應該給他的戰友們的，可惜他們沒有看到今天。

施伯伯性格開朗，談笑風生，每天堅持洗冷水浴。在他老伴過世後，儘管生活還能自理，政府還是將他安置到高幹療養院。我曾越洋打過電話問候，他聲音宏亮，思路清楚，說不久他便是一百歲了。施伯伯一生坎坷，從無怨言，秉公做事，對國家社會貢獻多多，留給自己的則少了又少。他是有福之人，聖經上不是說：施比受更有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