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被偷走了（一）
1
電話是從甘迺迪機場打來的。
凌爽正跪在地板上，用一塊濕布擦拭女兒小曦打翻的牛奶。下午四點的陽光斜斜照進波士頓這間狹小的公寓，在地板上投下一塊暖黃色的光斑，塵埃在光柱中飛舞。空氣裡瀰漫著一股牛奶的腥甜和貧窮的氣息。電話鈴聲響起時，她還以為是前夫文博打來，商量晚上送孩子回來的時間。
她抓起聽筒：「喂？」
聽筒裡除了王文博的聲音，還摻雜著機場廣播，這讓她感到一陣不安。
「凌爽，你不用等了，我帶小遠回國了。」
凌爽的身體僵住了，手中的抹布掉落，浸入地上的牛奶。她的腦子「嗡」地一下。
「你……你說什麼？」繼而憤怒讓她脫口而出：「你憑什麼帶走我的兒子！」
「憑什麼？」文博在電話那頭冷笑一聲，那笑聲像毒蛇的信子，冰冷而黏膩，「憑他是我們王家的長子嫡孫！我媽天天在電話裡哭，說不能讓王家的根斷在外面！你就在哈佛好好做你的夢吧，你這輩子，都別想再見到他了！」
「嘟──嘟──嘟──」
忙音像一把冰冷的錐子，刺穿了她的耳膜。死寂籠罩了整個房間。凌爽還保持著接電話的姿勢，像一尊瞬間被冰封的雕像。女兒小曦察覺到異樣，怯生生地走過來，拉了拉她的衣角：「媽媽？哥哥什麼時候回來？」
她低下頭，看著女兒清澈無辜的眼睛，喉嚨裡發出一聲不似人聲的嗚咽。她的兒子，她六歲的兒子小遠，她生命裡的太陽，就這樣被生生從她的世界裡偷走了。
一個小時之後警察來了，帶著程式化的同情和公事公辦的冷靜。「Ma'am, this is a domestic dispute… our jurisdiction is limited.」
管轄權有限。這個冰冷的法律術語，將她的絕望釘死在原地。
2
十三年前，北京。
在一切崩塌之前，王文博和凌爽也曾有過同舟共濟的歲月。
那是在北京，他們剛剛擁有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理工大學教授樓裡的一套兩室一廳。拿到鑰匙的那天，文博激動地抱著凌爽，在空蕩蕩的房間裡轉了好幾個圈。
「爽爽，我們有家了！我們再也不是無根的浮萍了！」
他們成了教授樓裡最年輕的住戶。收水電費的師傅第一次敲開門，看到年輕的凌爽，總會客氣地問：「姑娘，你父親什麼時候回來？」文博會從屋裡走出來，得意地摟住她的肩膀說：「師傅，這是我愛人，這家的女主人。」
那時，他是為她驕傲的。他欣賞她那股不服輸的「烏龜精神」──從杭州大學一個基礎最差的「吊車尾」，靠著每天五點去沒暖氣的教室搶錄音機，硬是拚成了年級前三；又為了能到北京和他團聚，一邊給學生們上課，一邊在蚊帳裡苦讀，最終考上了北大研究生。
在北大，她又是班裡唯一的「外來戶」。有好幾次從圖書館回來，她眼睛都是紅的。文博把凌爽攬進懷裡，鼓勵道：「哭什麼？他們跑得快，你就慢慢爬。我就不信，憑你的毅力，還能比不過他們？」
他的鼓勵，是她唯一的慰藉。他們是彼此最堅實的依靠，是並肩作戰的戰友。
然而，當兒子小遠出生，當生活從理想的雲端落回現實的地面時，那早已埋下的種子，開始悄然發芽。
文博的母親從山東老家趕來照顧月子。她抱著孫子，嘴裡不停地念叨：「我們老王家的根啊，這下可續上了。」她毫不掩飾對孫子的偏愛，對凌爽的態度也從最初的審視，變成了「功臣」般的認可。
一次，凌爽在看一本教育學的專業書籍，婆婆走過來說：「都當媽的人了，還看這些沒用的幹啥？好好奶孩子，把我們家大孫子餵得白白胖胖的，比什麼都強。」
凌爽想辯解幾句，文博卻走過來，對她說：「媽說得對，你剛生完孩子，身體要緊，別累著眼睛了。」他的語氣是關切的，但凌爽卻聽出了一絲不容置疑的意味。那是她第一次在他身上，感受到了那種和他母親一脈相承的、不容置疑的男權邏輯。
真正的裂痕，出現在兒子滿月後。理工大學的領導找凌爽談話，有意提拔她擔任外語學院的副院長。這對一個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來說，是莫大的榮譽。凌爽又驚又喜，回家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文博。
她以為他會為她高興，但他聽完後，卻沉默了很久。
「你太年輕了，能行嗎？」他終於開口，語氣裡聽不出喜怒，「當了領導，肯定很忙，家裡怎麼辦？小遠怎麼辦？」
「我可以兼顧的。」凌爽急切地說。
「兼顧？」文博的眉頭皺了起來，「女人怎麼可能兼顧得了事業和家庭？到頭來，肯定是兩頭都顧不好。爽爽，我覺得你還是應該把重心放在家裡。你這麼優秀，把小遠培養好，將來比你當什麼院長都強。」
他的話像一盆冷水，澆滅了凌爽心中所有的熱情。她看著眼前這個男人，感到一陣陌生。那個曾經鼓勵她「悶頭爬」的戰友、那個為她的每一個成就而驕傲的丈夫，到哪裡去了？
她不知道，此時的文博，內心也正經歷著一場劇烈的衝突。他一方面為妻子的優秀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一種被超越的恐懼和男人的自尊心，又讓他感到極度的不安。他即將赴美留學，妻子在國內卻要成為「院長」，這讓他產生了一種地位倒錯的恐慌。他需要她停下來，需要她回到那個他認為「正確」的位置上。
那次談話不歡而散。未名湖畔匯流的兩條小溪，在看似平靜的家庭生活中，第一次出現了分岔的跡象。（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