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世界日報／蘇起憶世報 如及時雨 像大補丸

在紐約世界日報工作的那些日子，是我人生中難忘的一段歲月。

記得那是1977年暑假，我剛結束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班求學的第一年，赫然發現所有積蓄已經全部用罄，帳戶只剩美金100元。第二年的學費雖被免除，但生活費卻完全沒有著落，心理緊張可想而知。到紐約前曾在華府有過形形色色的打工經驗：在國會大廈附近的中國餐館端盤子；跟朋友合作幫人搬家；住在有錢人家裡負責全家清潔工作交換免房租；替大戶豪宅清理庭院；在某著名醫院擔任送藥到各科病房的小弟等等。

拿到碩士後本有一個脫離貧窮的大好機會，那就是到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工作，不但待遇好、免稅、地點在紐約，又可免費到各國訪問，許多同學都羨慕不已。但它要我放棄中華民國護照，改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我實難接受，只好繼續半工半讀。

紐約打工機會雖多，但真找起來也不容易，尤其外國人非法打工，心裡總有被抓遣返的陰影。其中餐廳風險最大，當年我在餐廳只幹一個暑假正因如此。就在山窮水盡時看到世界日報徵求「編譯」的廣告，欣然應徵，也開啟我和世界日報的緣分。

當時世界日報剛在紐約立足一年多，時值盛年的馬克任社長率領從台灣帶來的最佳管理、編輯、採訪、行銷、及印刷好手，結合我們這些就地取材的人員，在曼哈頓下城的華埠奮力打拚。當時華埠龍蛇雜處，政治情勢複雜，常會遇見很難想像的挑戰。記得有次報館早上開門時，發現大門鑰匙孔被人用強力膠塞滿，大夥在門口乾等許久等障礙排除才能上班。還有一次遇到紐約印刷工人大罷工，報館接到很多支援請求，印刷工人就沒日沒夜的加班。我猜想社長一定也擔心會不會遭到罷工方的報復。

我當時只是編譯人員之一。記得共事的還有後來在台大任教的任德厚、國家級游泳獎牌得主沈珠妮、周性初等。我每天清晨7點就要坐在辦公桌前。進門更早的馬社長已經瀏覽過所有重大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及通訊社(如美聯社、路透) 的新聞，依性質分給每個人。我通常分到的是美國政治及國際政治類，偶爾也會有些經濟類新聞。我的工作就是很快先把所有新聞讀一遍，然後振筆疾書(還沒有電腦打字)5000字，產出幾篇綜合性的報導。每篇都不是單一來源，而是消化吸收不同媒體的內容，用自己的話呈現。

初稿完成後交給馬社長審稿，再由在台北赫赫有名的王潛石加上既傳神又生動的標題。送到地下室後，印刷工人就開始認字、檢字、印刷。我很對不起他們，因為我的中文書寫非常潦草，早年還被政大外交系老師輕輕怨過，每天匆匆趕寫出來的5000字恐怕更是鬼畫符，虧得他們一一破解，然後及時讓熱騰騰的報紙出爐並分送全美各地。就這樣每天從7點到中午12點，中間除了上洗手間幾乎沒有任何喘息空檔，整個大辦公室也鴉雀無聲，誰咳嗽都聽得一清二楚。吃完中午的便當就坐地鐵回學校繼續上課、研究或趕寫自己的學術文章。

在世界日報的兩年多日子雖然辛苦，但也緩解我的生計壓力，自覺還提升了我的英文閱讀整理功夫，且維持中文寫作能力。每天關注時事也強化我國際關係本行的研究。每次看馬社長修改我初稿的哪些地方，編輯如何下標題以吸引讀者，每天眾多新聞如何編排，哪些要配上照片或圖表，偶爾突發大新聞如何應變，又讓我偷學了不少步數，對日後工作多有助益。同時看社長如何帶領這個團隊，頂住外面的壓力，在完全陌生的北美市場開疆闢土，對我一介沒見過大場面的學生而言，更是寶貴的職場閱歷。我在報社工作所得遠遠超過帳面上的薪資，世界日報對我不只是及時雨，還是大補丸。

我離職後世界日報持續壯大，終成北美第一大報，給眾多中文讀者提供及時準確的國內外新聞，是許多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忝為世界日報退除役官兵一份子，實與有榮焉。值此創刊50周年之際，特撰數語以為賀喜。

(作者曾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新聞局長等職，兩岸及國際問題專家，「九二共識」一詞即其所創。蘇起早年留學美國時曾任世界日報編譯，現任台北論壇基金會榮譽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