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小新聞 只有小記者
「沒有小新聞，只有小記者。」這句話，是我剛進「世界日報」時，幾位前輩在我最初入行時的忠告。那時的我，對這句話的理解還停留在理論層面，七年多後，我才真正明白，這不是訓話，而是一種傳承——提醒後來者，新聞價值不由題目大小決定，而取決於記者是否願意為被忽略的人站出來。
在世界日報工作的七年多，每一天幾乎都是新的挑戰。清晨開工、凌晨完稿是常態；新聞現場從不等人，也不因個人生活而放慢節奏。有時候中午還在成功人士的宴會採訪，下午就要走進暴力犯罪死者的家中；感恩節的黑色星期五，別人在排隊購物，我在排隊等受訪者；跨年夜，別人倒數迎新年，我卻站在警局門口等兇嫌被押出。
我始終記得，那場由華人策劃協會(CPC)舉辦、關注自閉症兒童與其家庭的新聞會。那天，台上是專家與社工以及勇敢組建特殊兒童關懷的家長。會後，我留下來聽媽媽們談孩子在學校被誤解、在醫療與教育體系中求助無門的挫折。一位家長對我說：「很多華人不敢承認孩子需要幫助，怕被貼標籤。」
我寫下的，不只是一則活動新聞，而是一篇專題報導——從關注特殊兒童的服務出發，延伸到華人社區對特殊需求的刻板印象，強調福利不是羞恥，而是社會支持。報導刊出後，有家庭主動尋求協助，也有讀者意識到，福利機構不是「別人的事」。
那一刻，我再次想起前輩的話。
新冠疫情，讓城市停擺，也讓許多原本就站在邊緣的人，徹底被推入黑暗。我開始關注疫情期間急遽上升的家庭暴力。封城讓受害者被困在施暴者身邊，求助管道中斷，語言隔閡與身分問題更讓不少華人女性噤聲。我寫下她們如何在凌晨偷偷打電話求助，如何在避難所裡帶著孩子重新開始。
那不是漂亮的故事，但是真實。
2021年，仇亞犯罪四起。感恩節前夜，無證移民馬桂英遭仇恨犯罪者砸石重傷，最終不治。新聞爆發後，我不只寫稿，還主動聯繫國會眾議員孟昭文、市議員黃敏儀協助，三天內籌得逾十萬美元善款，讓社會正視亞裔所承受的暴力。
同一時期，我在艾姆赫斯特醫院門口，與外國記者一起記錄疫情最殘酷的畫面，也看見無數亞裔、華人醫師在防護不足下，仍站在第一線。一位婦產科華人女醫師染疫後返崗，說出那句我至今難忘的話：「就算世界末日，也要生孩子。」
這些年，我一次次問自己：除了寫下來，還能做什麼？
於是，我離開新聞現場，轉入醫療與公共健康的非營利領域，學習向政府陳情、申請經費，製作反仇恨犯罪的視頻和小冊子，協助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的家服中心，舉辦「心靈驛站」，邀請精神科與心理醫師進行講座與篩查，努力消除心理健康的污名。
回頭看，世界日報不只給了我一份工作，而是一套價值觀。它讓我相信——新聞不分大小，被忽略的人值得被看見。因為我始終記得那句前輩留下的話：沒有小新聞，只有小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