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老二與冼二嫂

一九六六年九月裡一個星光熠熠的夜晚，我和哥把父母送到廣州長堤的花尾渡碼頭，看著他們上了去江門的船，目送花尾渡鳴笛離岸而去。由於父親是開業私人肺科醫師，被紅衛兵與街道革命群眾抄家批鬥多次後，被遣送回故鄉新會，當時我是廣州巿一名高中生。三天後，留在廣州市衛生院工作的大哥、三哥、外婆與我，被趕出了原居地——一幢坐落在和平東路的私人四層洋樓，被迫遷往十三行榮陽街一間沒有水電，只有十平方米的破敗小木屋裡。

大哥和三哥推著一大板車的家具雜物，我扶著八十多歲、穿著一雙手工製作小皮鞋的「扎腳」外婆，顫顫巍巍地走進了榮陽街。榮陽街在十三行靠南面，是南北走向的一條崛頭小巷。小巷前半段左面是「劉富興飯店」，後半段則是分別三層與四層的兩間西式木樓。小巷右面就差得多了，是一列三間只有一層上面加建閣樓的小木屋，頭尾兩間都用鐵皮傍著小屋，在街上搭起了一個小廚房，而中間那一家什麼都沒有的，就是我們的新居了。

三哥把他的健身器材堆放在近門口的街道上，我們盡量把床鋪雜物放進狹窄的空間。這時，我看到對面那座四層高的樓房裡，走出來一個約五十歲的女人，用一塊花絲巾包著頭，中等身材、雙目有神，一臉的精明。她走進小木屋對我說：「你一定是張醫師的女兒啦，我們前幾天已經知道你們會搬過來。我老公冼老二是以前『利口福飯店』老闆，公私合營後改名叫『劉富興飯店』。他與你爸爸很熟，每次你爸爸帶朋友到『利口福』吃晚飯，他都親自掌廚，你叫我冼二嫂就可以了。」

她一邊說著，一邊把頭上的絲巾解下來，頭髮是被剪成參差不平的平頭，她繼續說：「我們還不是一樣被揪鬥，被剃光頭。」她與冼老二生養了六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大兒子二十歲，已在廣州副食品公司工作；女兒從小跟姨媽到了香港，二十歲出頭，在寫字樓工作，每月匯款給冼二嫂；下面五個男孩從十七歲到十歲，由於學校停課，都在家閒著。

我問冼二嫂，為什麼這屋裡沒有電線與電表，她告訴我，這間小木屋的主人原來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待業女地主，也是由街道辦事處藉紅衛兵之手把她遣送回鄉。她離開前，把電線、電表全部拆除了，因為是可以賣錢的。

冼二嫂帶我走出門口，她指著安裝在屋旁邊的一個水龍頭告訴我：「你們三家小木屋的人共用這個街道水喉，水費由各戶按人口分擔。」她還提醒我，要盡快用鐵皮在門前搭一間能擋風遮雨的小廚房。

大哥和三哥已把家具安放好，一群男孩子圍著三哥團團轉，好奇地看著那一堆健身器材。榮陽街的居民都是使用一種木桶式的「屎塔」，我們的小木屋那麼小，哪裡有放屎塔的地方？我聽到一個男孩對三哥說：「街中心有一個坑渠蓋，把蓋子拉開，就可以把痰罐裡的尿倒進去，至於拉屎，則要跑步到興隆肉菜市場的公廁排隊了。」我們兄妹幾個還可以，但年邁又是「扎腳」的外婆，又哪能趕到公廁大便呢？

外婆剛好走過來，她與冼二嫂也聽到三哥與男孩的對話。冼二嫂立刻對外婆說：「您老人家不要客氣，要拉屎時，就來我屋裡吧。」她強拉著外婆走進了她家，她家樓下大廳的後面用木板間了一個小廁所，裡面放著兩個「屎塔」。看著眼前的一切，外婆不斷地用小手帕抹去眼角的淚水。

當我們在榮陽街小木屋裡的吃第一頓晚飯時，冼二嫂帶著一個男人走了進來。那男人大約五十多歲，中等身材，頭髮花白，兩眼含笑，一臉和氣，典型的老式生意人模樣，我估量他一定是冼老二了。

男人和我們很有禮貌地打過招呼後，作了自我介紹，原來他幾年前已被調到在十三行大街的「江海海鮮酒樓」任大廚。冼二嫂跟著說：「現在不是大廚了，被群眾批鬥後被調去做燒火工，工資亦降到火爐工級別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