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工作調動

現在，大學畢業都是自己找工作，跳槽到其他單位也是自己決定、自己聯繫。改革開放前則由組織分配，調動工作也由組織決定，個人不能做主，只有服從。一九六四年三月，我從河北省某市文工團編導室調到省劇本創作室，事先就毫不知情。

當時，與人合作完成了市裡交給的創作大型話劇「石橋春秋」以後，計畫寫一部知識青年回鄉建設新農村的劇本，決定去河北省平山縣一個叫大嶺的小山村，採訪一個叫王書文的先進回鄉知識青年，跟他們同吃同住一段時間。我將計畫報到市文化局，文化局很支持，臨行前一天上午孫局長親自找我談話，鼓勵我下去後與農民打成一片，寫出好劇本。

下午在家整理行裝沒有去單位，臨近下班時單位一位女同事來我家，說孫局長叫我馬上去見他。我心中嘀咕，上午剛談過話，怎麼又叫我去呢？嘀咕歸嘀咕，立馬趕到文化局。一進孫局長辦公室，他劈頭就說：「把票退了，去不成了。」我沒有準備，一下愣了：「為什麼？出了什麼事？ 」「省裡調你去劇本創作室，立刻去報到。」孫局長說。

我更一頭霧水了，我從來沒想過調到省裡去，怎麼會突然調我去呢？孫局長看出了我的疑惑，說調令一個月前就下來了，局裡不想放人，一直頂著，這次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化局長親自打來的電話，頂不住了。

最後孫局長告訴我，省裡說了，現在的創作計畫到劇本創作室後可以繼續。後來才知道，省劇本創作室是新建單位，急需年輕編劇人才，便去「劇本」編輯部了解，他們推薦了我。

劇本創作室主任由省文化局長兼任，主管業務的副主任是從中國戲曲研究院請來的一名著名戲劇評論家，有這樣的專家內行做領導，我信心大增，準備著大幹一場。三月底報到，四月初省裡在保定召開全省文化工作大會，參加完大會沒回單位，直接從保定去平山。

我要去的大嶺村在太行山腹地，與山西盂縣交界，山高谷深，峰巒曡嶂，交通不便，非常閉塞。汽車只通到一個叫小覺的鎮子，離大嶺村還有好幾十里，都是翻山越溝崎嶇陡峭的盤山路，非常難走。仗著年輕有氣力，走了一整天，到大隊部一問，王書文的家在山上，夜間走山路太危險，也累了，只好在山下住一夜。

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向大隊幹部問好路徑，奔山頂而去。起初，山路平緩，景色也不錯。愈往上走，愈崎嶇陡峭，沿懸崖開鑿的所謂路寬不到一米，最窄處不到半米，下面是煙嵐繚繞、山鷹盤旋的深谷，看著都眼暈，只能扶著崖壁側著身子往前挪，稍有閃失，後果不堪設想。在我來前不久，「中國青年報」一位姓郭的女記者，是由兩位村民保護著，手腳並用爬過去的。我還好，雖然戰戰兢兢，總算是自己走了過去。

我採訪的的王書文，樸實憨厚，不善言談，有些木訥，如果事先不知道是回鄉知識青年，肯定誤認是當地農民。山上只有兩三戶人家，可耕種的地塊都很小，分散在山坡溝坎上，當地有「地塊不如屁股大」的說法。我白天跟王書文夫婦一起下地幹活，一個鍋裡吃飯，晚上跟王書文睡一條土炕，聊天談心，挖素材。

生活苦，幹活累，我都能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炕上有蝨子。雖然已是四月，山上還很冷，炕上鋪著羊毛氈，白天看不見蝨子，覺得挺乾淨的；到夜裡，藏在毛氈炕席裡的蝨子傾巢出動，大舉進攻，咬得又疼又癢，睡不著覺。起來捉吧，一開燈立即撤退，鑽進毛氈縫隙，消失得無影無蹤，毛氈縫隙很小，根本捉不到。一到晚上就發憷，恨不得坐一夜。王書文卻絲毫不受影響，呼呼大睡。當時覺得這就是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差別，現在看來是落後的表現，應該擯棄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