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歲，開始寫小說
很久以來，小說對我而言，是文學殿堂中的藝術品，是普通人閒暇之時的消遣。小說只有專業作家才能「製造」出來，與普通人之間，隔著一條深不可測的鴻溝。
我向來偏愛紀實與散文。讀小說時，只要故事尚可，便翻幾頁；一旦無趣，便隨手擱置。相比虛構，我更信賴真實。
2000年開始，我提筆寫些隨筆，記錄自己和四個孩子在北美的生活片段——教育、瑣事、掙扎與溫柔。這些文字皆源自親歷，不需虛構與構思，自然流淌而出，也因此出版了《北美養娃那些事兒》的教育篇與生活篇。
小說對我來說，始終是另一個維度。它需要幻想、結構與靈魂的投射，是一種脫離生活表層的再造。我常想，像我這樣理工出身、邊工作邊育兒的媽媽，現實尚且來不及記錄，又怎有時間「編造」？而編那些未曾發生的故事，又有何意義？
直到2021年，我從政府IT崗位退休。休息半年後，在史丹福東亞圖書館做起了半職工作。與書為伍的日子裡，我的閱讀也悄然發生了轉向。我參加了南方周末書院的小說閱讀營，開始細讀《城堡》《了不起的蓋茨比》、《霍亂時期的愛情》、《靜靜地頓河》......那一頁頁文字裡的命運掙扎、語言震蕩與歷史沉重，讓我心頭久久難以平復。小說裡的故事，折射著歷史的烙印，記載著人間的悲歡離合，給人警示或啟迪。可我依舊停留在「欣賞者」的角色，從未有非分之想。這一切的轉折，始於一次心靈的震顫。
身邊許多朋友的父母，在步入八十歲後被確診為阿茲海默症。那些曾經風華正茂、獨當一面的長輩，逐漸退回到童稚的狀態，令人唏噓。一位醫生朋友隨口一句話，卻深深地觸動了我：「人到退休年齡，一定要做些從未做過的新鮮事，啟動那些沉睡的腦細胞，預防阿茲海默症，不留遺憾。」
2024年初，矽谷文友曉霜組織了一期小說創意寫作班。我猛然意識到，也許可以嘗試敲一下小說那道高深莫測的門。
於是我報了名。起初，只想窺探小說創作的奧祕，卻沒想到，被命運推著走上了這條文字的岔路。
第二堂課，老師出了作業：交一篇短篇小說。我倉促之間，想到自己刻骨銘心的一段經歷，1980年代從北京郵電大學自動化系畢業，躊躇滿志想學用所有，結果畢業時遭受官僚敷衍，被人頂替，打入冷宮，被分到一個東北偏僻的技工學校教數學。這段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總有不吐不快之感。於是我把《畢業分配》改了改，交了上去。
結果可想而知。點評時，老師毫不留情：「短篇小說是生活的一個截面，最好鎖定在兩、三天的時間。而妳這篇從20歲寫到50多歲，更像回憶錄。」同學們也說，我寫的哪有小說的影子。我一時無地自容，幾乎認定自己與小說無緣。
然而，課程繼續。創作元素一點點嵌入腦海，老師和同學的鼓勵也悄然推動著我。但「虛構」二字，依舊像一道霧牆，縹緲而陌生。
作業臨近時，我仍無從下筆。那天下午，我走進圖書館，強迫自己坐下，對自己說：「妳還有半天時間，按照所學的元素，試試看。」
四周皆是伏案而讀的學子，空氣中流動著一種沉靜的緊迫感。腦海深處，一絲久違的靈感隱隱閃現。小說，要出事兒，有矛盾。可解決這矛盾，遇到阻力，於是就要展開一系列行動。開頭要有衝擊力，結尾要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想到讀者多是海外華人，場景不妨設在三藩市。小說是「截面」，畢業分配是遙遠的經歷，唯有嵌入回憶。那就設置一個現實的情境，主角面對的裁員決定，恰巧牽涉曾羞辱她的處長的女兒，如今在她手下工作，要不要報復？
一個衝突，一個主線，清晰了起來，於是開了頭：海倫拖著沉重的步子走出會議室，腦中彷彿有無數蟲子在爬。人事部經理冷冷地說：「因業務調整，公司需裁員一人，請在兩天內提交方案。」
坐在圖書館，我幾乎是「逼」著自己寫下去。起初模糊不清的細節，邊寫邊顯現。人物一旦立住，故事就自然往下生長。寫到一半，我忽然驚覺：咦，我居然也開始「虛構」了？
可寫到最後，我卻卡住了。寫小說，終究要讓情節「像真事」一樣合理可信，可結尾，海倫要不要報復？她該不該裁掉那個仇人的女兒？不裁，好像違背了人性；可裁，又顯得落入俗套、毫無新意。我反覆琢磨，始終找不到出口，只能把稿子擱置。
第一篇小說，就這樣變成了「爛尾樓」。那種半途而廢的挫敗感，像個結，一直梗在心口。
幸運的是，我們矽谷八人在一起上寫作課，彼此點評、互相提建議。課堂上的討論像一場場激烈卻溫暖的頭腦風暴，把我從思維的死角拉了出來。有人拋出設想，有人追問動機，還有人從人物心理出發，一語點破我最初沒看見的可能。
最終，我找到了一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結局：海倫沒有報復別人，而是「裁」了自己。她選擇主動辭職，回家照顧患有阿茲海默症的父親。放下權力的爭奪，回歸生命中最初的柔軟——親情與初心。
「海倫重新寫了員工評估報告，同時提交了辭職信。她給李響留了一個紙條：「妳父親的人參我收下了，替我謝謝他。」
一周之後，海倫踏上了回國的飛機。「爹，等著我，我要吃爆米花。」那個瞬間，故事終於落地。而我，也從寫作的瓶頸中走了出來。
我寫隨筆時慣於詳盡敘述，把每一個細節都擺上檯面，生怕他們「看不懂我想說什麼」。可小說不同，它講究留白，要讓文字在沉默處響起。小說的語言不能只是說，而要「演」給讀者看，Show，不是Tell。
這一點，對我而言，是最難跨越的門檻。像是要從一條舒適的老路上轉身，走入一條不熟悉、卻通往更遠處的小徑。於是我只好一段段地拆開寫好的稿子，像雕刻家修琢粗胚，一遍遍打磨，一次次重寫。電腦裡的草稿堆積如山，幾乎可以蓋一棟「小說樓」
小說名稱最初我命名為《畢業分配》，中規中矩。徵詢了作家尉然老師的意見。他說，要「土洋結合」才有味道。有點洋氣的「海倫」，配上扎根泥土、爆發力十足的「爆米花」——兩者一碰撞，就有了張力，也多了象徵意味。於是名字誕生了：《海倫的爆米花》。像是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模糊的影像終於對上了焦，故事真正擁有了它的面孔。
這就是我人生第一篇小說的誕生歷程，它從一篇紀實散文，一步步「進化」為虛構文本，歷經十多次打磨後定稿，前後花了六個多月的時間。我忐忑不安地投稿《世界日報》小說版，不知這顆小小的文學種子，有沒有沃土，讓它發芽生長。
投稿兩個星期後，一天突然接到世界日報小說編輯部的郵件，我帶著不安和緊張點開郵件，但看到「感謝賜稿大作〈海倫的爆米花〉已留用」那一刻，心跳竟猛地一頓，彷彿整個世界都安靜了一瞬。一股難以名狀的情緒在心底翻湧，既像初雪落地時的寂靜歡喜，又像多年栽種的樹終於抽枝吐綠。我打開那篇文字慢慢地流覽，生怕一個眼神太急，會驚擾了它的存在。
幾個月後，我隨團前往土耳其、希臘旅行，同行的團員來自世界各地。一次午餐時，大家輪流自我介紹。當我說出自己的名字，一位來自北卡的男士眼睛一亮，幾乎脫口而出：「妳是阿朵？」我愣了一下，點點頭。他立刻掏出手機，打開《世界日報》小說版，把《海倫的爆米花》的連載頁面遞到我面前：「我讀過妳寫的小說。」
我盯著那張手機螢幕，彷彿正凝視一個從心裡誕生的生命。那是我的文字，被網路定格，被素未謀面的讀者看見、共鳴與記住。那一瞬間的喜悅，如海浪般湧來，而其中最深刻的，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篤定。原來，我寫的小說，真的有人在讀，我寫的故事，有人在聽。原來寫小說，並不是作家的專屬領地。普通人只要願意開口說出內心的故事，也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學宇宙。
後來，這篇小說也被收錄進《陽光挪移的聲音——矽谷八人小說集》，安靜地留存下來。如同我在聽到的那一聲「我讀過」。而我們八個人中，都是第一次敲「寫小說」這扇神祕的門。叩門，就有迴音，對六十歲的我是一種激勵。
這之後，我又完成了一篇「有靈性的虛幻小說」《倒數30分鐘》。小說講述一個名叫麥克的少年，他在自殘之後靈魂出竅，看見家人如何面對他的「離開」。他終於意識到，那些自己曾經看不見的溫情，其實一直都在。揭示了亞裔家庭和子女在文化與傳統上的衝突。這篇小說，被收入《世界華人作家最佳短篇小說年選2025》。
寫了兩篇小說，不敢自稱「作家」，也許更適合的稱呼是「坐家」，坐下來，硬著頭皮，把一個個念頭寫出來。
我再一次問自己：寫小說究竟有何意義？其實「沒什麼意義」。人不讀小說，也能活得好好的。可人不只為生存而活，還為「美」而活。
一只光禿禿的陶碗也能盛水盛飯，但若在其上繪花描彩，它便成了藝術。小說也是如此，它不是為了功用，而是為了觸動。
在六十歲的年紀，我終於有幸靠近這「無用之美」，做了一件從未嘗試的事，找到了生活中新的興奮點。那種刺激與喜悅，是生活邊緣開出的一朵燦爛的花。（寄自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