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城案暴露羈押之弊

關於京華城案，台北地院昨天裁定被告柯文哲與應曉薇，分別以7000萬(台幣，下同，約230萬美元)、3000萬元(約98.5萬)交保，除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及施以電子監控外，並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騷擾、恐嚇或探詢案情之行為。惟不論檢察官是否抗告，從此案偵審過程，早已暴露羈押之弊。

為避免羈押成為預先刑罰的手段，即便是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如公務員受賄罪或圖利罪，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一項第三款，仍須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才可為羈押。只是此等羈押事由，總充滿著不確定性，尤其是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用語更屬模糊，且到底檢察官要舉證到何等程度，才足稱為相當理由，實也無客觀標準，致易流於司法恣意。

雖開羈押庭時，不僅採強制律師辯護，且辯護人亦得於事前閱卷，但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二項但書，檢察官仍可以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等等，極為空泛與廣泛的理由來限制或禁止律師閱卷，致嚴重侵蝕辯護人獲取資訊的權利。而在如此不對等的情況下，若法院能嚴格要求檢察官舉證，或可彌補如此的地位差。但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二項，於羈押審查時，檢察官要否出庭，竟是由其自行決定，如此荒謬的立法，就常逼使法官必須職權調查，致紊亂了檢審的角色定位。

就算檢察官蒞庭，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二項後段，原本不得為審判依據的傳聞證據，於羈押審查情況，卻允許其使用，若再加以羈押事由的空洞化，檢方就可動輒以有證人尚未傳喚或有潛在被告或共犯在外，致可輕易說服法官裁定羈押。甚至如京華城案，在偵查早已大公開、且已經形成有罪的輿論氣氛下，法官肯定也得面臨不羈押所可能帶來的質疑聲浪與壓力。

此外，對於法院不為羈押裁定，檢察官竟可一再抗告，且高等法院又常撤銷發回而不自為裁定下，就使此案於第一、二審間來回，訴訟延宕，更侵害被告迅速審判的權利。

一旦被告遭羈押禁見，除律師外，不得與任何人接觸與接見，這也代表，其必須24小時受監控與監禁，若再加以目前台灣看守所的惡劣環境，明明是受無罪推定的羈押被告，竟比有罪確定的受刑人處遇更糟，實顯得極端諷刺。尤其在長期監禁下，身心必然受創，若檢察官三不五時為提訊，並以吐實就可保釋及減刑等為誘因，就很難不為認罪，致做實了押人取供的人質司法。

故藉由京華城案，已凸顯羈押的種種問題，致必須儘速在制度上為改革。更該檢討的是，現今的刑事司法，強調的是科學證據而非人的供述，執法者若不拋棄「自白是證據之王、證人陳述是證據之后」的舊思維，再多的制度改革，也是枉然。

（本文取自9月6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