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留下的烙印

時間過得很快。離開世界日報，已經快四年了。

這些年裡，我很少再用「記者」這個身分來介紹自己，但它從未真正從我的生活中消失。很多時候，在日常生活裡遇到一些事，我仍會下意識地追問：事情的來龍去脈是什麽？有沒有被忽略的聲音？有沒有更接近真相的版本？然後在某個瞬間提醒自己：你不是記者了，又不需要寫報導。

可那隻曾經習慣伸出去、試圖記錄和追問的手，並沒有那麼容易收回。

回想當初入行，初心其實並不複雜：追求真相，告知真相，給那些本就不容易被聽見的人，一個被聽見的機會。後來轉行，身分和工作內容都發生了變化，但我始終覺得，自己仍然是在從另一個角度，為「無聲者」發聲，為那些未被滿足的需求尋找答案。這正是新聞留下的烙印。

對我而言，做記者是一段極其珍貴的經歷，甚至是一種privilege。它不僅讓我有機會走進不同的世界，也賦予我提問的權利——一種可以跨越權力與階級、對話社會各個角落的權利。因為有些問題，如果不是記者，或許根本沒有機會問出口。

即便離開了這個行業，我仍然習慣開車時收聽C-SPAN的廣播。熟悉的爭論、指責與兩極化在車廂內迴盪，幾年過去，討論的依舊是同樣的話題、同樣的結構性挑戰。離開新聞現場，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已經解決。

有時在收聽或觀看一些採訪節目時，聽到問題只是停留在表面，仍會忍不住替提問者著急。尤其在近年圍繞移民政策的爭議中，我常常下意識地希望，能替那些不在麥克風前的人，問出一些真正觸及現實與根本的問題。

正因此，至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去了多少次白宮新聞簡報會，也不是報導過哪些國事訪問的重大場面，或採訪過哪位「重要人物」，而是那些報導曾經引發思考、甚至帶來改變的時刻。

我記得曾報導過一名華人外賣店主，在自衛過程中開槍卻被控謀殺，他在獄中寫信，希望中文媒體能為他發聲。那段時間，我多次前往他所在的城市，採訪他的太太、公辯律師、警方與法院。案件最終獲得了公正的判決。許多細節早已模糊，但那種確認——報導可以為一個普通人帶來改變——至今讓我心懷敬畏。

也曾因為報導某起發生在華人社區的凶殺案而接到過恐嚇電話；也報導過許多默默耕耘、令人敬佩的華人故事。這些經歷讓我愈發確信，新聞的價值並不在於塑造某種「成功範本」，而在於讓更多人看到：在這個異鄉，人可以活得有主體性，而不是被「是否融入」的焦慮所裹挾。

在新聞日漸式微的今天，中文媒體的存在依然重要。但它的意義，並不止於「提供資訊」或「代為發聲」，而在於讓生活在美國、卻並不總是被納入主流敘事的華人，有機會理解這個社會如何運轉，也有空間表達自身的經驗與判斷，而不只是被動地講述處境。這些聲音被記錄下來，本身就是一種主體性的確認。

很多人把記者與理想主義聯繫在一起。對我而言，這種理想主義並非宏大的宣言，而是在一次次現實的碰撞中，仍然選擇保留同理心、懷疑與追問。回望在世界日報的那八年時光，我很慶幸自己透過新聞，近距離看見了社會的複雜、人性的多面，以及真實世界的重量。

電影「白日之下」中，調查記者曉琪說：「我只是不做報社而已，只要想追求真相，去到哪裡都可以是記者。」

我想，世界日報留給我的，從來不只是一段職業經歷，而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便不再拿著記者證，我仍然選擇帶著這份敏感與自覺，去質疑看似合理的敘事，去理解立場背後的盲區，去傾聽那些不在話語中心的人。

不再是記者，但不願放棄新聞人留給我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