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那年 讀者文摘找我接總編輯

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文版8月起停刊。看到消息，心中無限感慨，因為我和讀者文摘有段長而深的因緣。

讀者文摘版本很多，最早創立的是1922年英文版，創辦人是美國的華勒斯（De Witt Wallace）。中文版始自1965年，首任總編輯是林語堂女兒林太乙女士。人們說她是讀者文摘中文版創辦人，也有道理，因為讀者文摘中文版在林太乙手中問世，發揚光大。

注重人文尊重宗教

林太乙與我岳母林海音女士是好友，我得以見面。她拿著剛流行的Palaroid相機（商業名稱拍立得）在客廳拍照片，幾秒鐘後照片自相機中滾出來，光彩艷麗，她簽名，我很珍惜。幾十年後照片褪色，影像消失，變成一張發光的灰紙。

香港編排的「讀者文摘」中文版是我固定讀的兩本雜誌之一，另一本是台灣高雄煉油廠編的「拾穗」。那年代雜誌很多，這兩本是文摘性質，不刊載兒女情長的小說，也不談聳動的政治。拾穗著重科技，讀者文摘著重人文。但讀者文摘有個不明說的精神，「我相信你知道，讀者文摘選取的文章注重人倫，尊重宗教。此外，我們很反共，但是不在辭句上鼓吹，儘量選用富含自由、人本、家庭、快樂、幽默本質的文章。」1995年遠東區美籍總經理在他香港辦公室，曾私下對我這麼說。

聘專人嚴謹查證

讀者文摘對文字的要求極為嚴格，不能有錯別字，講究文句優美，不能模稜兩可。他們設立了對外不公開的審核機制，聘社會人士考證轉載文章內容。作者往往是名人，但文句未必妥當，讀者文摘不方便直接詢問，藉資料查證員（researcher）考證，若有必要請求作者更改。1970年代，林太乙商請夏祖麗擔任考證，希望我協助。當時夏是純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我負責電視新聞主編。他們曾希望轉載一篇散文名家的文章，文中提到「…北一女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好學校…」，讀者文摘要求證實「數一數二」是否恰當，祖麗把考證任務交給我。

查證員宛如FBI探員

我先到教育部，請求調閱近年台灣各中學畢業生，聯考升大學達成意願的比例，再查看各校學生違犯校規的情況，以及體育、群育、校外活動、社會評語等，總結是「數一數二」這形容詞很恰當。否則也許會建議，由讀者文摘請求作者改為「北一女是台灣很好的學校」，或「人們趨之若鶩的學校」等。

讀者文摘想轉載一位名家寫的遊記，文中說，「…台灣的外銷三輪車馳名國際…」他們質疑這句話，祖麗交付我考查。三輪車在台灣早已絕跡，我到國貿局查看出口貨物分類，沒有三輪車，只有腳踏車，台灣省和台北市進出口公會也一樣。有人建議去羅斯福路一家腳踏車行，原來他們把鏈條、把手、車輪、車架分別賣出國，在夏威夷組裝成三輪車，在縫紉行縫製美麗的車篷、椅墊和「台灣製」字樣，由老美騎了在檀香山街上兜攬觀光客，難怪這位作家見了說，「…台灣的外銷三輪車馳名國際…」。

林太乙說，「我們除了太陽從東方升起不用考證，其他描述都要考證。」我知道除了祖麗，讀者文摘另有位兼任的researcher，也出自新聞界，大家都不宣揚自己，好像是CIA或FBI探員。

建立題庫統一翻譯

1986年我辭去華視，應聘澳洲聯邦媒體擔任新聞主編，我們與讀者文摘那份「曖昧」關係告一段落，仍偶然為其寫稿。1992年讀者文摘總編輯鄭健娜女士找我兼任每期文章的英翻中工作，一連做了九年。我深知他們的規矩，翻譯成中文常加註出版時不會看見的理由。讀者文摘的全球各種語言文章一律翻譯成英文，儲藏在大電腦中備用。他們稱作reservoir（題庫）。

1994年尾一個早晨，還沒起床，一名不認識的女性打電話到床頭，以英語對我率直說，介紹我改行到香港工作，薪水比現在高一倍半。她悉數我過去在台灣和澳洲的工作細節。我問她是誰，如何知道我的電話和個人資料，並表明我不想轉換跑道。原來她是受雇的合法headhunter（獵人頭顧問），專替雇主尋找或調查他們看中的人的底細，類似星探或球探。她要求我去香港與雇主面談三天，來回商務艙機票以及在香港的交通食宿都由對方負責。我堅持要知道雇主身份，否則不去面談，她才說讀者文摘找繼任的編輯負責人，看中我。其實我已猜到，因為常年與讀者文摘工作雙方愉快。

一場私下高薪挖角

飛機上我審視一切，我曾被訪談，也常訪談別人。當時讀者文摘有18種語言版本，包括盲人點字和有聲錄音。最暢銷的是英語版，其次是中文版，各版本必須翻譯成英語備用。紐約總部每期規定不同語言版本必須刊載的文章，各語言版也可自行選取文章，或從外界轉載，或自行約定撰寫。中文版刊載的題庫文章和自行選用的文章比例，約為7與3。

我身著便裝抵達香港，一身黑色禮服的司機，打開賓士車後座門說，「這是你今後三天的專車，我是你的司機，要到哪裡請吩咐。」我問現在去哪兒，他說香港中環太古金鐘廣場，新開幕的萬豪酒店（Marriott）。休息片刻後，去柴灣的讀者文摘。

接任總編輯的機會

在那名美國遠東區總經理的辦公室，他說了大篇讀者文摘的理念後告訴我，「我們希望你先擔任一年的主編，現任總編輯鄭健娜明年退休後，請你接任總編輯，十年後退休。」他說，退休時按最後的薪資，支付三年半做為退休金。另外每年支付全家四口各四張香港墨爾本的來回商務艙機票，做為home leave（探親假），機票可換成世界任何地區，不能折現。他敲敲辦公桌底層，「這是我和你的under table（私下協商）」。他樂觀地希望三天內簽約。

我頗奇怪，首度見面就談檯面下交易。他對我的「好感」依靠的是總編輯等人對我的瞭解，以及那名head hunter的調查報告。他好像在談商業交易，不是發掘新啟用人員的價值。我聯想到他所說的讀者文摘精神。

「謝謝你提供的優厚待遇，即使我正在享受澳洲聯邦政府的安穩工作和待遇。我想知道，轉換讀者文摘工作，對個人會有不便嗎？」，他想了想後說，「你必須習慣搭飛機，每年兩次由香港飛紐約開會，檢討編輯發行，配偶可以同行，會安排活動。每次公假只有一周，扣除旅途往返和開會，所餘時間有限，但是我們有18洞的高球場。」他說，「你還必須每年至少一次考察各市場。以中文版來說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印尼。你一年還有四次家庭團聚，所以你會全年不停飛行。當然你要負責每期文章，指導編輯。」

他反問我，讀者文摘選擇我的原因是什麼。「我猜是考慮中文版無法打入華人最多地區的中國大陸，因為中共不准。而我對兩岸和簡體字都很熟悉，出身和經歷符合你們需求。」他卻說，「我們不考慮中國市場。」我問，「你們擔憂1997香港回歸後的讀者文摘情勢嗎？」他說，「不擔心。中共不敢趕走讀者文摘。」當時讀者文摘與時代雜誌（Time）、生活（Life），合稱美國三大雜誌，讀者文摘的國際影響力很大。他卻沒料到13年後的2008年起，讀者文摘以簡體字在中國銷售了四年。

香港或澳洲的抉擇

在香港的三天，我忙於瞭解編輯部運作。第一天傍晚7時30分我搭電梯下樓回旅館，一名編輯小姐有禮貌地問候我，我隨口問，「妳們平日何時下班？」她說都是這個時候，我問，「有加班費嗎？」她噗哧一笑，搖頭。我立刻醒悟自己的愚蠢，我這人在澳洲工作慣了，沒考慮到東西文化的工作差異。

我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黃維樑教授、聯合報駐香港特派員俞淵若女士，分別餐敘，聽取他們對我就任新職的意見。一位肯定地說，「當然該來，除了待遇優厚外，工作地位崇高，你是繼林太乙、董橋、鄭建娜之後第四人。」他指著酒店說，「香港多繁華，如果有天堂就是這樣子。」另一位說，「如果我是你，不來。看看1997之前，有多少人急著離開香港？你卻一頭栽進來，撂下祖麗一人在澳洲帶讀書的孩子。澳洲是香港人嚮往的地方，你沒有理由放棄。」

為家庭婉拒職缺

回到墨爾本，我與祖麗悉心檢討。她的意見是3：7，不去香港。理由是，人生的下半段單身在香港食宿，工作辛苦，划不來。我的意見是6：4，去香港，理由是人生另一衝刺，待遇好，能發揮所長。不去理由與祖麗相同，拋家棄子，形同打光棍。於是，9：11，我們下定決心婉拒那總經理。

於是我回覆：「你們的待遇令人滿意，可是我好像沒得到全部，因為必須負擔澳洲香港兩邊家計。我要在居住昂貴的香港租屋，要高級安寧、有警衛和僱傭，要步行可達讀者文摘，這一是為工作方便。除非這些問題能解決，否則恕我不能就任。而這些問題屬個人困難，不該由讀者文摘解決。」

還沒接到回信，我接到澳洲電信局Telecom的通知，要我去墨爾本電信局總部參加一個越洋衛星視訊會議（satellite video conference），30年前這東西剛啟用。對方是紐約的讀者文摘總部總編輯，國際版總編輯，與人事部門經理。他們在銀幕上三對一，冀求我回心轉意。

東西文化交融價值

兩年後，1997年我們在墨爾本亞伯特湖（Albert lake）湖畔Carlton Crest酒店，主辦三天的「中華文化與移民文化國際研討會」，邀請三十幾位國際學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討論文化跨越問題。我是大會主席，祖麗負責議事，機票和食宿完全由我們負擔，就像前年我去讀者文摘。我邀請鄭健娜來墨爾本，她的講題是「跨越一道文字的鴻溝（Bridging the Chasm between Languages）」，當天她提到「…不同文化的創作者，歷練不同，看法不同，表現手法各異，但我深信人性有許多地方是共通的，譬如對家庭、感情的追求，對信仰、價值的探索，對未來的憧憬等。凡此種種，不同種族、膚色、語文，都深深嚮往。從文化訊息方向看，中西文化的確可以交融。…」鄭健娜不是演講讀者文摘，但是內容卻契合她的工作。

在我和讀者文摘的多年合作中，深刻體認她說的東西文化交融價值，因為讀者文摘設立題庫，把千萬篇世界語文精華，一體用英文儲藏，供各地編輯倘佯，編排成書，供千萬讀者瀏覽激勵人心的好文章，乃至小品專欄，像「開懷篇」、「浮世繪」、「世說新語」、「醫學新知」，以及連載的「老周的身體」。

讀者文摘鼓勵世人，為人生奮鬥，卻在60壽誕時停刊，情何以堪。2025/7/27  台灣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