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與海（二）

在那個文化生活極度貧乏的年代，這不亞於一場盛宴。為了鍛鍊我們那點可憐的聽力，更為了一睹好萊塢的風采，她慫恿著我和蘇哲，三個人像做賊一樣，貓著腰，冒充英語系的學生，溜進了階梯教室的最後一排。

放映機嗡嗡作響，一道搖晃的光束投在前面的白布上。光束中，無數細小的塵埃在漫無目的地飛舞。我完全被畫面吸引了，那波光粼粼的湖面，湖上飄浮著金色的晨霧，一雙在湖面漫遊的潛鳥……美得像一首詩。我看得入了迷，感覺自己的靈魂都飄到了那個寧靜的池塘上。我悄悄地、用只有我們兩個人能聽到的聲音，對身邊的蘇哲說：「等我們老了，也找這麼個地方，多好。」

蘇哲沒有說話，只是在黑暗中伸過手，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溫暖而乾燥，傳遞過來的力量，讓我覺得那個遙遠的「老了」的未來，也充滿了金色的希望。他在我耳邊輕語：「好。」

胡婉儀卻顯得有些不耐煩，她像條泥鰍一樣，在椅子上扭來扭去，最後終於忍不住，湊過來小聲嘟囔：「不好看。不就是兩個老頭、老太太釣魚、吵架、拌嘴嘛。早知是這個，真不如去看《追捕》，高倉健多酷。」

蘇哲只是笑了笑，沒有接話，卻將我的手握得更緊了些。

電影散場，我們三個人並肩走出階梯教室，漫步到圖書館門前。夏夜的風吹在臉上，帶著一絲涼意。我還在回味電影裡那些美輪美奐的畫面，神情有些恍惚。這時候，一個戴著眼鏡、背著相機的男生走過來，有些靦腆地問我們：「同學好，我是校報的記者，能給你們照張相嗎？下期校刊想用幾張校園生活的照片。」

還沒等我和蘇哲反應過來，婉儀已經爽快地答應了：「好啊！把我們拍好看點！」

隨著快門「卡擦」一響，我們那段無憂無慮，卻又時常自尋煩惱的大學生活，便被定格在了那一方小小的相紙上。

那時的我們，青春正好，未來像一幅無邊無際的畫卷在我們面前肆意展開。我們自己的「金池塘」才剛剛泛起漣漪，哪裡懂得風浪無常的道理。

果不其然，青春的漣漪，很快就變成了風暴。

畢業前夕變故發生了。一個留校任教的名額，和一個為期一年的公派加拿大留學機會，同時擺在我們系的畢業生面前。所有人都以為，留校的會是我，這樣就能和已經留校讀研究生的蘇哲雙宿雙飛。可結果，留校名額給了胡婉儀，出國的機會給了我。

我去找蘇哲，想問個究竟。他約我在學校那片小樹林見面，眼神躲閃，不敢看我。他只含糊地說，這是系裡綜合考慮的結果，對我的前途更好，國外的學術環境更適合我這樣純粹的人。我聽著他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心一點點地沉下去。我以為他變了心，選擇了家庭背景更雄厚的胡婉儀。我憋著一口氣，什麼也沒說，轉身就走。

我出國前，胡婉儀來宿舍找我。她塞給我一個厚厚的信封，裡面是當時極為珍貴的一沓外匯券。我推辭不要，她卻硬塞進我手裡，用一種我讀不懂的眼神看著我，說：「林雅，你去國外追求你的精神世界吧，我留在深圳，看看能不能掙出一片天地。我們比比看，三十年後，誰活得更明白。」

那不是謙讓，是挑戰。

公派留學的一年裡，我給蘇哲寫了十幾封信，石沉大海。一年期滿，心灰意冷之下，我申請了多倫多大學的研究生，留了下來。

留下後的第三年，我結了婚。前夫大衛是一名地質工程師，我們在圖書館的一次講座認識。他有著北美男人那種開朗和禮貌。他被我身上那種來自東方的、安靜而神祕的氣質吸引；我則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全新世界的可能性，一種可以讓我徹底告別過去、重新開始的希望。

我們的結合，更像兩種不同文明出於好奇和善意的碰撞。後來，我們有了寧寧。

然而生活一旦落到實處，文化的鴻溝便開始顯現。婚姻並沒有像我想像中那樣，成為撫平舊傷的良藥。大衛無法理解，我為什麼會在中秋節的夜晚，因為看不到月亮而黯然神傷；他也無法理解，我為什麼堅持要讓寧寧每周末上中文學校。在他眼裡，家庭聚會就該是後院燒烤和啤酒，而不是一大家子人圍著一張圓桌，用筷子分享盤中的菜肴。

我們的生活像兩條在同一個平面上延伸，卻永不相交的軌道。他尊重我的習慣，我也適應他的方式，但我們都知道，彼此的靈魂深處，隔著一層透明卻無比堅硬的牆。

寧寧十歲那年，我們和平分手了。沒有爭吵、沒有怨恨，只是像兩個合約到期的生意夥伴，友好地清算了資產，然後各自奔赴下一程。大衛後來再婚，娶了一位和他一樣熱愛戶外運動的本地女士。

這些年，我並非沒有回過國。父親在我研究生畢業那年就因病去世，後來母親也走了。奔喪時來去匆匆，都沒有驚動任何同學、朋友。最近一次回來，是前幾年疫情最緊張的時候，因為國內還有些房產事務需要處理。那一次的經歷，其中滋味難以訴說，光是隔離就耗去了大半時間，更談不上與朋友見面。再後來，大學時的班長趙鴻偉來多倫多開會，我們在一家中餐館見了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