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與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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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三月的雪，終於有了倦意。積雪在屋簷的邊緣負隅頑抗了整個冬天，此刻終於鬆開了緊抓著屋簷的手，化作一顆顆沉重的水滴，砸在樓下客廳窗外的空調外機鐵皮上，發出「嗒…嗒…」的聲響。那聲音，像一架為我過去三十年生活計時的骨董座鐘，機芯裡塞滿了光陰的塵埃。如今指針鏽蝕，遲緩卻又不可逆轉地走向終點。

我的退休信已經靜靜地躺在人事部檔案袋裡，像一紙塵埃落定的判決書。五個月後，我將交出做為圖書館館長的門禁卡，不必再於清晨七點半，在天還沒完全亮透的薄霧中，端著一杯滾燙的星巴克黑咖啡，穿過那些灰藍色、沉默如冰山的教學樓群。也不必再走進那間冷氣開得十足的會議室，面對那些大學沒畢業幾年、眼裡閃爍著挑戰光芒的年輕館員。他們總能拋出一些我聞所未聞的新詞，比如什麼「AI館藏優化與用戶體驗的協同建構」。我將得到理論上的完全自由，去選擇要在哪裡安放我漫長得有些令人生畏的晚年。

理論上。

這天下午，圖書館的員工休息室裡飄著濃郁的黃油和檸檬香氣。艾米麗正把她親手烤的檸檬磅蛋糕分給大家。她是我們館裡最資深的管理員，她那灰褐色的短髮總是梳理得整整齊齊，看人時一雙藍眼睛總是像安大略湖的湖水一樣，帶著波紋的笑意。她一輩子沒有結婚，無兒無女，圖書館就是她的家。我剛進館時她就在這裡了，如今我快退休了，她卻似乎還能再幹上二十年。

她用一把精緻的銀色小刀切下一塊，小心翼翼地放在白色的骨瓷盤裡，推到我面前。

「林，」她叫著我的英文名字，那雙溫和的眼眸裡此刻卻滿是真誠的困惑，「你真的想好了嗎？我是說，徹底想好了？回中國？天哪，我以為你會像我們一樣，過幾年住進老年公寓，夏天在院子裡種點番茄和迷迭香，冬天就裹著毯子，坐在壁爐前看書。外面下著大雪，壁爐裡劈啪作響，手裡再捧上一杯熱可可。哦，林，那才是生活（That's the life）。」

我用小叉子叉起一小塊蛋糕，送入口中。檸檬的酸甜在舌尖上精準地爆開，甜得恰到好處、酸得清爽提神，是一種被配方和刻度嚴格控制的、禮貌而克制的味道。就像我在這裡的生活，安全體面，卻也少了些驚喜和激情。

「中國人有句老話叫『落葉歸根』，艾米麗。」我用一種連自己都覺得有些空洞的、像是從旅遊宣傳冊上摘抄下來的語氣回答。

「可是……」她皺起了眉頭，努力地想要理解這個來自東方的文化，「你在這裡生活了三十多年了，林。三十年！比你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還要長。你的女兒在加州，你的朋友、你的家、你的養老金，你的一切都在這裡。那裡對你來說，已經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了，不是嗎？」

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釋。我無法告訴她，我的「根」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座標、是護照上的出生地，更是一團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世故。那是一種浸入骨髓的牽絆，即便隔著浩瀚的太平洋和十二個小時的時差，依然能在我最不設防的時刻，感受到它潮汐般的引力，讓我輾轉反側。

這其中還有一根最重的牽絆，一根埋了三十年，早已與血肉長在一起的刺，叫胡婉儀。

晚上回到家，我給自己泡了一杯伯爵茶，坐在書房那把陪伴了我二十多年的皮質扶手椅裡。窗外，夜色溫柔地籠罩著這個寧靜的社區，遠處鄰居家草坪上的感應燈偶爾亮起，照亮一隻溜過來覓食的浣熊。這就是多倫多，一個連野生動物都活得寂寞的地方。

我打開筆記電腦，那個塵封已久的國內郵箱裡，只有一封近期的郵件孤零零地躺著。我再次點開了它。發件人是「深大中文系88級同學會籌備組」，但郵件的信紙背景上，那燙金的「婉儀集團」Logo──一隻姿態優雅、脖頸卻帶著一絲攻擊性弧度的金色天鵝，囂張地占據了最顯眼的位置。三十周年同學聚會，地點：婉儀集團旗下，深圳灣一號酒店，頂層宴會廳。

每一個字都像一聲沉悶的鐘鳴，在我本來平靜的心湖深處，引發久久不息的迴響。

我關掉郵件，走到書房的角落，那裡立著一個我從國內帶來的、幾乎與我同齡的舊皮箱。箱子是樟木的，散發著時間的味道。我打開它，從一堆舊書和信件的夾層裡，翻出一張已經泛黃的舊報紙。

那是一張三十年前的《深圳大學》校刊。頭版有幾張配圖照片，標題是〈校園掠影〉。其中一張照片上有三個年輕人，背景是圖書館大樓。左邊的女孩是我，梳著兩條那個年代最流行的麻花辮，辮梢用紅色的橡皮筋紮著。

照片裡的我，眼神清澈又倔強，帶著一種對世界不加掩飾的好奇。右邊的女孩是胡婉儀，一頭俐落的短髮，穿著一件的確良白襯衫，領口解開了一顆釦子，嘴角掛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我們中間，站著那個白衣飄飄的男生──蘇哲。

這個男生曾是我的整個世界。照片的記憶，瞬間拉我回到一個悶熱的夏夜。

那天晚上，深圳的空氣像一碗溫吞的糖水，黏稠得讓人透不過氣。胡婉儀不知道從哪兒搞到的消息，說英語系從香港的渠道弄到了內部放映的錄像帶，一部獲得奧斯卡的美國電影──《金池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