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幹部一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父母帶著我們一家九口（包括外婆、四個哥哥、姊姊和我）從香港坐輪船回到廣州，在廣州市和平東路一幢四層洋樓的樓下一層，開設了父親私人的肺科診所，上面三層就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了，當時我剛滿一歲。和平東路多是四、五層高的洋樓，除了一些藥材公司外，大部分被政府各種機構徵用，作為辦公室和職工住房。

一九五六年，我在附近的興隆路小學讀二年級。有一天，班主任帶來了一個插班生，告訴大家他名叫彭進南，雖然這個小男生能講流利的粵語，但他和班上的男生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的個頭比其他男生高大，五官分明，皮膚較白晳，不像班上大部分男生個頭比我矮，又黑又瘦。

後來我知道他在山東出生，父親參加過解放戰爭，隨著大軍南下，復員後分配在廣州工作。他父親在廣州市運輸公司當幹部，他們一家就搬到我家隔壁的運輸公司職工宿舍裡。

我家隔壁是一幢五層高的洋樓，每層間隔成三個房間與後面一個廚房，他們一家住在地下前面兩個房間，而公司裡的貨車司機家庭只能分配住一個房間。自從與進南成為同學後，我就常去他家玩，和他一起做功課、看公仔書。

他媽媽看上去很年輕，高䠷身材，大眼高鼻，滿好看的，樸實而有些土氣，經常穿深藍色斜襟棉布上衣，黑色布褲，腳穿自己做的千層底布鞋。

進南有一個妹妹三歲，一個還是嬰兒的弟弟。他母親告訴我，進南是在山東老家出生的，進南父親在廣州定居後，便把他們母子倆接到廣州，妹妹與弟弟都是在廣州出生的。

有時會見到進南的父親，是一個身高體健、相貌魁偉的中年漢子。他雖然做了公司幹部，仍穿著一身洗白了的舊軍裝。當他看到我與進南在一起做功課時，會很和藹地拍拍我的頭說：「你們要努力學習，將來好好建設新中國。」

這個幹部家庭唯一的「特權」，便是在門口的屋簷下放了一個煤爐，進南媽媽很多時候會在煤爐上做烙餅，每當烙餅的香氣飄過來時，我便會跑到隔壁，進南媽便會給我一塊烙餅，我便與進南和他妹妹一起坐著，手撕著脆脆香噴噴的烙餅，慢慢吃。

他們一家大小，都是穿進南媽媽做的千層底布鞋，進南妹妹穿的花布面淺圓口滾細邊的小布鞋，看上去可愛又舒適，我好想也有一雙。

進南有兩天沒來上學，我去看他，原來他生病了。他們一家有公費醫療，進南到醫院門診部看了醫師，吃了藥，仍舊低燒不退，精神不振，無食欲。我叫進南媽帶他過來讓我爸爸看看，並叫她把醫師開給進南的藥一齊帶上。爸爸看過進南後說：「不要再吃退燒藥了，他是胃腸積食，我開些瀉藥給他按時服用，過一兩天就會好轉了。」三天後，進南就返回學校上課了。

我曾經對進南媽說過，我好喜歡小妹的花布鞋，進南康復後，他母親十分感激，我到她家玩時，她拉著我的手，說要做一雙布鞋給我。回到家中，我向媽媽要了幾件舊棉布衣褲，還有一塊去裁縫師傅處做紅色格子吊帶裙剩下的餘料，剛好用來做鞋面，我興高采烈地拿去交給進南媽。

進南媽叫我坐下，把雙腳放在一張白紙上，畫下了腳掌的圖形，修改一下後，便畫出鞋底的形狀了。以後一段日子，我一有空就往她家跑，看她如何做我的布鞋。

進南媽先把舊衫褲剪成一塊塊，用漿糊把棉布一層一層黏在一起，反覆幾次後再晾乾形成布板，在製好的布板上畫出鞋底的版型，然後用剪刀裁下，再用新的白布包上四邊，把包邊後的鞋底料幾層用漿糊貼合在一起。然後她連續好幾天，一有空閒，就用麻線將貼合的鞋底料一針一針納在一起，再用棒槌錘平後，把做好的紅格子布鞋面放上去用麻線縫合好，一雙漂亮又可愛的小紅鞋便做好了。

著上小紅鞋，合腳輕便，柔軟舒適，配上同色的吊帶裙走在街上，引來不少路人艷羨的目光。

升上四年級時，進南一家搬走了。臨走前，進南媽告訴我，進南爸爸升了職，調到另一間公司擔任領導職位，他們一家分到整整一層有三個房間的宿舍。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了。

時光荏苒，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我已經是廣州市三中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學校裡的幹部子弟，高呼著「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組織了最激進、勇猛的紅衛兵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他們穿著從父母那裡拿來的舊軍裝，腰束那種帶有銅扣的軍皮帶，手臂上戴著紅衛兵袖章，威風凜凜地在學校裡鬥老師，揮舞著皮帶，把銅扣頭狠狠地抽到老師的身上。

運動不斷擴大後，紅衛兵們走向社會，與各街道居民委會員合作，橫掃城市中所有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

由於父親是私人開業肺科醫師，屬於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牛鬼蛇神，在那恐怖的「血腥八月」，我家被三間學校的紅衛兵連續抄家。看到穿著軍裝的紅衛兵押著父母到台上批鬥，我的腦海中出現了進南一家：我當年的同學彭進南，你也會用皮帶抽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