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海軼事之再續

一九六八年我大學畢業，被發配到有江蘇省西伯利亞之稱的濱海縣，在那個窮鄉僻壤一待就是十年，直到一九七八年考取研究生才離開。這期間我看到聽到了不少軼事，在上下古今版發表過兩篇；現又想起四則，故題為軼事之再續。

我剛到濱海報到時，政工幹事問：「我們濱海出了個大名人，你知道嗎？」我對歷史有點了解，答道：「知道，是顧正紅（顧正紅是濱海人，中共黨員，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五卅運動中犧牲，被追認為烈士）。」幹事說：「那是過去的事了，我說的是現在。」這可難倒我了。幹事哈哈一笑，驕傲地說：「不知道了吧？知道蒯大富嗎？他就是我們濱海人。」

這蒯大富是文革名人，當時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一九四五年生於濱海，一九六二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在北京的學生造反派領袖中，他排名第一。一九六七年他幹了件轟動全國的事，他詐稱劉少奇女兒被汽車壓斷了腿，把劉少奇夫婦騙到醫院綁架。

其後蒯大富指揮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從此被整肅。一九六八年他大學畢業，被發配當工人；一九七○年受審查，一九七八年被判刑十七年，出獄後居於深圳。蒯大富由濱海走出，文革中濱海以蒯大富為傲。未知今日之濱海，是如何評價蒯大富的？

到濱海沒幾天，我就被再發配到某生產隊接受「再教育」，一竿子插到了社會最底層。到那裡一看，我不禁傻了眼：農民吃的是地瓜乾餷子粥（即番薯乾加少量大麥碎粒），半饑半飽。體力強的男勞力幹一天農活掙十分工；而一般男勞力和婦女，只能掙六到七分工。到年底分紅，男的強勞力十分工可得一角五分錢，而一般男勞力和婦女，只能得到一角錢。這是什麼概念？當時的集市，雞蛋五分錢一個，也就是說，男強勞力辛苦一天，只值三個雞蛋；婦女辛苦一天，更只值兩個雞蛋。

我感覺農民太苦了，可他們卻覺得比下還有餘：「咱們隊十分工好歹還值一角五分，有的生產隊非但分不到錢，還要倒貼。」我大為不解：出力幹活怎麼還倒貼錢？後來我明白，每年收穫的糧食要先交公糧，再按人頭分口糧，這樣餘下的糧食就不多了。賣餘糧的錢必須先償還賒欠的種子、農藥、化肥等款項，再有剩餘才能按工分分紅。如果餘糧太少，連償還賒欠都不夠，工分自然是負值，幹得愈多就虧得愈多。

這是擺在檯面上的解釋，還有兩個不可明說的原因更重要：第一個原因是，在「大鍋飯」制度下，農民根本提不起勞動熱情，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糧食產量能提高才怪。至於第二個原因，下面接著說。

生產隊安排我們住的土坯草房，位於偏僻一角，到了晚上人跡罕至。有天深夜我出門小便，忽然發現隔壁房屋的門縫裡，透出微弱亮光。我的警惕性一下子被激起：這隔壁房屋是生產隊的庫房，全隊的餘糧、種子、食油、雞蛋和粉條等，都儲存在裡面，深更半夜，是誰在裡面？要是庫房被盜甚至被破壞，全隊百十口人該怎麼過？

想到這裡，我躡手躡腳過去，透過庫房門上的裂縫，就著油燈的昏暗光亮，我看到裡面共有五個人，正在吃喝。讓我吃驚的是，我辨認出他們居然就是生產隊的「五大員」：政治隊長、生產隊長、婦女隊長、會計和保管。我聽到庫房裡傳出壓低了嗓門的說笑聲，他們顯然吃得很高興，庫房裡有的是食材，可以就地取材盡情享用。我實在看不下去，但我是「受教育者」，哪敢闖進去掃了「教育者」的興？我只能悄聲悄息回屋，但久久難以入睡。

我想，這些芝麻小官白天高喊鬥私批修，反對多吃多占；半夜裡卻偷取民脂民膏，胡吃海喝。我被發配到此，沒想到受到的竟是如此「再教育」。

我又想到，自己剛來幾個月就發現「五大員」的醜行，對他們知根知底的農民們豈能不知？但是農民們不敢怒不敢言，只能以消極怠工來對抗，如此惡性循環，工分不成負值才怪。如今的官場腐敗嚴重，其實早在六十年前就見端倪了。

後來我被再分配到縣城一家小工廠，那時不少讀書人看不到前途，就偷聽敵台，特別是美國之音。有人偷聽，自然就有人舉報。

我有個朋友常在家裡收聽英語電台廣播，隔牆之耳就打了小報告。一天我朋友正聽著，突然闖進來三個派出所的人，他們以為我朋友會驚慌失措關掉收音機，這樣就抓了「現行」；可他們沒想到，我朋友竟毫不慌張，既不加解釋，還照聽不誤。

派出所的人感覺可能搞錯了，起身要走，卻被我朋友關門留客，非要他們坐下一起聽。直至時間到了整點，收音機裡傳出「東方紅、太陽升」的樂曲，我朋友這才問道：「知道這是什麼電台了吧？聽這個台不犯法吧？」來人連聲說「不犯法、不犯法」，尷尬而去。

事後朋友說：「我自學英語，聽的是北京國際電台的對外英語廣播。這些傢伙根本不懂英語，跟他們解釋不清，如果不逼著他們聽到東方紅，我可真的跳進黃河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