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風吹過紀念池的邊緣

那年秋天的「九一一」，我的人生來到了一個懸崖邊。公司裡暗流湧動，瀰漫著緊張與不安，因為老闆正在辦理離婚，準備賣掉公司，與太太分割財產。他一米九的個頭，白人，犯了一個男人都容易犯的錯誤。

祕書是一名年紀較長的白人女子，面色嚴肅，動作緩慢地整理著即將散落的檔案。我的領班，是個來自南斯拉夫、滿頭捲髮、擁有博士學位的姑娘，溫和而嚴謹，那天她正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低聲與祕書說著悄悄話。

十時左右，會議室的門被推開，大家被逐一叫進去談話，當我看到領班出來時那雙濕紅的眼睛，便預感到了命運。就在我準備離開座位、去接受宣判時，忽然有人嘶喊：「飛機撞上世貿中心了！」螢幕上的畫面令人窒息：黑煙翻滾，火光沖天。辦公室裡瞬間凝固，老闆眉頭緊鎖，手指無意識地敲擊桌面；祕書左手顫動，眼神裡滿是驚恐；領班雙手合十，低聲喃喃，彷彿在祈禱。

驚愕過後，老闆叫我到辦公室裡，他滿臉尷尬，聲音冷漠而簡短。我被告知失業了，從下周一開始，實驗室將關閉，如同宣判。我怔在原地，不知該先為自己的命運痛哭，還是為紐約祈禱，我的心與螢幕裡那座正在坍塌的城市，彷彿在同步崩塌。剛到美國沒幾年，語言尚不流利，生活才剛見起色，那天，我第一次品嘗到一種深及骨髓的無助與孤獨。對一個移民而言，失去工作如同被推到了社會的邊緣；而同一天，整個世界都被推入了恐懼的深淵。

新聞裡反覆播放著雙塔坍塌的慘狀，死亡數字無情攀升，辦公室裡死寂一片，每個人的瞳孔都映著遙遠的火光。我感到一種尖銳的孤獨——儘管身處人群，我卻孑然一身。曾經以為身分、語言、文化只是表面的隔膜，那一刻才明白，它們是深不見底的鴻溝，將我與此地的一切溫柔隔絕。

失業後的日子，像墜入一口深井。我開始在圖書館與報紙的招聘版之間穿梭，試圖讀懂這座城市苛刻的要求。在朋友的建議下，我咬咬牙，報名了護理訓練班。那一年，白天做臨時工，晚上上課，常常在末班公車上昏睡過去，但心底總有一股力量在推動，我深信，重生必須從痛苦的廢墟裡長出來。

終於，我在一家醫院找到了工作。第一次穿上淺藍色護士服時，淚水幾乎奪眶而出，那是一種真實的確認——人，真的可以在廢墟上重建自我。也正是在那裡，一名重病的老人虛弱地握住我的手，說：「謝謝妳在這。」那一刻，我頓悟：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安慰、一種希望。失業的痛苦與恐懼並未消失，但它們已淬鍊成我生命的底色，讓我學會謙卑、感恩與珍惜。

許多年後，我再次來到紐約，站在世貿中心的遺址前，風從哈德遜河面吹來，冷而安靜。巨大的黑色紀念池深不見底，水流從四壁的邊緣持續墜落，匯入中心那永恆的方洞。那永不停息的水聲，是時間的低語，也是一首為亡靈吟唱的無聲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