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口的副食店

幾天前，我在夢中又回到了童年北京胡同的時光，思緒萬千。那是六十年前，我家住在北京南城琉璃廠的一條胡同裡，日常買菜、油鹽醬醋，全都在胡同口的副食店解決。那時沒有冰箱，買菜都是當天買、當天吃。

文革開始後，雇用保母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父母只好辭退照顧我們近十年的尉大媽，我上小學三年級就開始承擔買菜、做飯的任務，副食店成了我每天都要光顧的地方。店面不大，約八十平方米，裡面是U形櫃檯，左側靠牆的是豆製品和糕點櫃檯，豆製品都是食品廠當天早上開門時送到，往往很快就售罄。糕點櫃檯更長，貨架上擺著槽子糕（雞蛋糕）、桃酥、江米條、排叉、酥皮點心、麻花、沙其馬、糖火燒、京八件、餅乾等，中秋節還有「自來紅」這種北京月餅。

六○年代若要探親訪友，稍有條件的人家都會買個裝滿糕點的「果匣」，也叫「餑餑匣子」作為禮物。售貨員會按客人挑選的點心裝匣，紙盒大小與今天的鞋盒差不多，裡面墊一層油紙防滲；選好點心後，紙盒蓋上紅紙，顯得喜慶，再用紙繩十字捆扎。院裡的小孩看到誰家拎著果匣客人來，就知道他們家有點心吃了，羨慕得不得了。

糕點賣完後，木箱裡會剩不少點心渣，不需要糧票，價格低廉，幾種不同點心的渣混在一起，別有風味。我還吃過同學母親用點心渣做的艾窩窩，香甜軟糯，至今難忘。

面對大門的橫向櫃檯最熱鬧，賣的是油、鹽、醬、醋等調料。醬油和醋都盛在大缸裡，缸邊掛著「提溜兒」——一種有把的竹筒量器。「打醬油」就是帶著空瓶，售貨員用半斤的提溜兒舀起醬油，經漏斗倒進瓶中。散裝白酒則放在兩尺高的酒罈裡，蓋子裹著紅布，有一毛三一兩的高粱白、一毛七一兩的二鍋頭。

印象最深的是鄰居大媽，常拿個白瓷碗站在櫃檯前要二兩高粱白，站到一旁櫃檯的角落，喝一口酒，從口袋裡掏出幾顆花生撥開放進口中下酒，再喝一口，吃幾個花生；幾分鐘就喝完，臉不紅、氣不喘，然後用同一個碗買四兩芝麻醬，回家吃芝麻醬涼拌麵。

右邊是魚肉櫃檯，其實就是兩張四尺寬、八尺長的案板。賣魚的櫃檯經常空著，偶爾有黃花魚，五毛一斤。逢年過節才有帶魚，一坨冰凍的帶魚一上案板，人們就自覺排起長龍，看著師傅用肉鉤將冰凍帶魚分檔：最大的四毛七一斤，普通的三毛八一斤，小的兩毛五一斤；其中三毛八的最受歡迎，很快售罄。當時買帶魚沒有包裝，師傅秤好後，用馬蓮（一種北方植物，葉尖韌、細長帶狀）從魚中間綁緊留個環，手指一勾就能拎著回家。

肉櫃檯上常擺著半扇豬肉，已剔除骨頭，九毛五一斤。人們多挑肥一些的部位，在那食物短缺的時代，因為油水不足，一般買一毛五或兩毛錢的肉，肥的煉油，瘦的炒菜，飯菜裡有點肉味就很滿足了。過春節前，副食店還會進大塊的凍肉，每塊三、四斤，帶骨，價格便宜些，每家都買一塊回家過年。六○年代中，賣的都是整塊肉，想吃餡兒就得自己剁；後來店裡添了手搖絞肉機，可以直接買肉餡兒，方便了許多。

我家養了一隻叫「花子」的貓，我常花五分錢買些沒人吃的小雜魚，回家切碎煮熟，拌上窩頭、米飯或饅頭，「花子」吃得格外香。有一次上午買了兩毛錢的豬肉，準備晚飯吃炸醬麵，把肉放在餐桌的抽屜裡面。下午回家打開抽屜，發現包肉的紙還在，肉沒了，「花子」在一旁舔著舌頭，一副吃飽了的樣子。原來「花子」站在餐桌邊的椅子上，用貓爪從抽屜裡把肉勾出來，飽餐一頓。

副食店門外靠牆有一排五米長的鐵架，分三層，擺放剛由郊區農民馬車送來的蔬菜，鐵架三米外的路邊立著鐵皮櫃檯和桿秤。那時沒有冰箱和儲藏設備，特別是夏天，蔬菜都是當天賣光，像西紅柿、菠菜、黃瓜、芹菜等，到了下午四時，為了盡快賣完，售貨員會用鐵簸箕鏟一堆西紅柿（約六、七斤）放在櫃檯上，一毛錢一堆，胡同裡的人叫這種賣法「論堆搓」。一到這時候，鄰居們就拎著尼龍網兜花一毛錢買一堆，當水果吃，熟透的西紅柿切片拌白糖，酸甜可口，是盛夏的一種享受。

一甲子過去，副食店和童年的胡同早已不復存在，但那段時光的味道與溫度，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