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下的人生記憶

報載，根據最新民調，美國人如今更傾向在自己舒適的家中觀看新上映的電影，而不再走進電影院。這個資訊，始料未及地把我的思緒猛然拉回了在電影院看電影的記憶隧道，由近而遠，腦海中也像是放映了一場場的電影，有歡笑、有淚水，也有青春的心跳。

移民美國「洋插隊」的三十年間，我僅一次走進電影院看電影。那是一九九八年，紐約還是料峭寒冷的初春，電影「鐵達尼號」（Titanic）的悲催沉船，以及傑克和蘿絲的淒美愛情，使我終於第一次走進那家坐落在紐約市陽邊（Sunnyside）的小影院；票價五美元，是我打工一個小時的薪水，難得地去銀幕下享受了一次精神美餐。此後至今，我謀生紅塵，竟然再也沒有走進過電影院。

再往前追溯，最享受看電影的時期，是我從十年土插隊的東北軍懇，猶如范進中舉般考進文革後終於校門再開的大學。剛邁進長春市的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學電影就接二連三地在校園大禮堂內放映，加上市區電影院上映的影片，使我們這些大學新生真有點興奮得喘不過氣來。

至今尚能記得那些電影：英國的「百萬英鎊」（The Million Pound Note）、美國的「欲望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卓別林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及「大馬戲團」（The Circus）、墨西哥的「葉塞尼亞」（Yesenia）、日本的「望鄉」、「沙器」、「金環蝕」、「追捕」等等，以及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Valurile Dunarii）——片尾男主戰死，革命者的朋友走在隊伍中，女主在街上人群中凝望，那令人心酸的鏡頭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那個一九七八年的秋冬，是我此生至今看電影最多、最享受的連番盛宴。

沉湎於銀幕下，固然樂不思蜀，卻畢竟太影響讀書了，往往預售的電影票在手時，一顆心如小鹿般難以安分，無法轉移思維，巴不得馬上就能進入電影院。看完了呢，寢室裡大家評論、回味著，也是好幾天熱鬧得不能消停。最後，同學們，包括我自己，都只能控制欲望，狠心戒看電影了。

此後大學三年多，及回到上海讀碩的三年，我都像把自己搞得如同苦行僧似的，不沾電影的邊。

八○年代初，上海一些人家買上了電視機，我家也托我弟弟當外交官的福，在他首度出使巴基斯坦時，就買了一台二十吋的大彩電。當時電視劇的風潮遠勝於電影，諸如巴西的「女奴」（Escrava Isaura）、羅馬尼亞長達百集的電視劇等等，尤其日本的「血疑」，一到晚上上海電視台播放時段，竟至達到萬人空巷的程度。

我住在學校宿舍，一周或者半個月才回一次家，但見我家像個影視沙龍，鄰居們擠在我家看彩電。我被擠在角落，不時聽到幾句「幸子」、「光夫」的，可我不敢湊上前去看，我知道，但凡我去看了，就再難自拔。我不能破戒，畢竟我讀書得讀出點名堂來，比起十年土插隊，我算跳進了龍門，總算可以憑自己努力奔前程了，不能玩物喪志，前途比什麼都要緊啊。

那時還發生過一段插曲，四十多年過去依然歷歷在目。

一天回到家，弟弟遞給我一張他臨時不能去看的電影票，我自然不看，便拿著去離家不遠的大上海電影院退票。誰知票一亮出，立刻被五、六個年輕人團團圍住，有的還嚷著願出雙倍價錢，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這是一部當時的熱門新片。

人群簇擁下，我不知該把票交給誰，正手足無措，一名男青年便衣警察快步上前，把人群驅開，又示意我靠牆站定。他雙臂一伸，護在我身前，低聲對我說：「現在你可以退票了。」在他的臂環裡，我才感到安心，把票遞給伸手最急的那個青年，收回了票價。

可惜的是，我爭分奪秒努力讀書，的確贏得了好前程，畢業後登上了大學講壇，卻因住房困境而不得不離開大學及祖國。這一轉折，也使我的觀影記憶延續了漫長的空白。

而在北大荒看電影，則是另一種滋味。在坎坷命運巨輪下被碾壓的青春，即使看場電影都不是輕鬆的，甚至飽受折磨，卻也絕不肯落人之後。

那個十年，一旦聽說營部放映隊要來連隊放電影，辛苦煎熬的我們這些知青，就像被打了雞血針似地活了起來：幹活不覺得累了，吃飯香了，睡覺失眠了，一顆心急煎煎地盼著，直到放映日終於到來。

連隊放電影自然都是在夜裡，以免耽誤白天的勞作；地點多半是露天，哪怕寒風刺骨、雪花飄飛，大人小孩依舊人頭簇簇，誰也不肯缺席。銀幕一掛起來，大家便推推搡搡地搶占有利地塊，長椅、板凳一字排開。

只是電影極少準點開映，前一個連隊若是拖延了，後一個就得硬等，有時一等就是下半夜。但即便如此，為了那短暫的光影歡樂，沒人肯中途退場，第二天照樣迎著號聲出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