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是我一生中少數的特別日子中的一個。這一天，公社舉行盛大的「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會，會後各生產大隊的遊行隊伍與戴大紅花的知青一起走了一段路，儀式結束，各自騎單車散去。
我和十六歲的二弟回老家，鑼鼓和彩旗伴隨的榮耀，出了小鎮就消失了，兄弟倆騎的單車進村的鈴聲格外寂寞，禾堂上只有刨食的雞群。一位阿嬸從笠帽下抬高頭部，看了我們一眼，沒說話，拐進巷子裡。曬穀場旁邊的小屋子，是生產隊所有的，離我家不到十公尺，牆壁上貼著一張小得可憐的標語：「熱烈歡迎知識青年來我隊落戶。」老會計儀伯的手筆。
就這樣完成官辦儀式。其實，此前我們已在村裡安家，二弟一直在村裡住著，賺工分並從事家庭副業編織草包。草包以稻草為原料，防洪用的，弟妹們在家編好，賣給收購站。
大多數城鎮知青沒有我們這般的優越條件，他們是插隊，由生產隊安排住宿，接待方事先沒法準備，只好因陋就簡，有的借住人家的空屋，有的在牛欄旁安身。我家在村裡的兩層青磚大屋，位於「村面」，旁靠碉樓。我獨自占了北廂房，有當年開文具店時留下的雅致辦公桌，以及從叔父住處搬回來的書。
次日大早，生產隊長道振叔的鴨公嗓子響遍村頭巷尾：「全體割禾，曬穀組曬穀。」我拿起一把鐮刀，戴上草帽，出門去。陽光凶猛，瞇眼好一陣。頭一個念頭是：從今以後，是正式的「搏佬」；「搏佬」是從省城傳開來的新詞，意思是農民，含貶義。事實如此，社會這金字塔的底層非農民莫屬，再下一級是囚犯，升一級是城鎮人口，所以我們的正式稱謂是「下放知青」。
我從前也種過地，但都是臨時。上一次在村裡出勤是四年前春天的農忙假，我沒留在小鎮，而回來與母親作伴。四月田裡插秧，布穀鳥聲從煙雲籠罩的遠村傳來，淒惻難以名狀。
再往前推，農村推行集體戶前，我家有三石多稻田，逢上插秧和收割，全家人出動。我兒時隨父母回村，午間酷熱，父親一臉是汗，仰頭牛飲清明茶。
祖屋廳堂放著八口大缸，底部以磚頭支起，都盛滿穀子，就是那些年家裡的收成，一九五九年起的大饑荒中，就是這些被老鼠吃剩的陳年稻穀救活全家。
兒時對農事的記憶，一點也不恐怖，相反，有的是小康人家自食其力的自信。如今不同了，社員無不懶洋洋的，同樣的田，禾苗卻沒了生氣。
割稻一點也不陌生，興許是風和日麗的緣故，幹下去，灰暗的心緒消褪，畢竟，青春年華，釋放體力是賞心樂事。傳統的流程這樣：女社員割稻子，壯男打禾。後者是氣力活，大禾桶被篾片編的席子圍住，底部加托架，便於滑行。金黃稻海上，星羅棋布的禾桶，是鼓滿秋風的帆船。壯漢們輪流把手裡的一束稻子死命往架在禾桶上形似搓衣板的脫粒板打三五下，然後將稻草放在一邊。
辛苦一陣子，揩汗時仰頭，滲入點微渾黃的天穹格外高遠。這季節稻田不復泥濘，踩上去會輕輕反彈，彷彿被搔了一下癢。收穫畢竟是美麗的。
和我同組的阿罩剛從部隊復原，每天依然穿簇新的軍褲。他比我大兩歲，兩人很快成了哥們，他和我套熱乎，出於功利目的。
逢上五天一次的墟期，早上很多社員不出勤，挑上菜乾、薯乾、花生之類產自自留地的物品，或者雞、豬崽、雞蛋去出售，好買上生活必需品如食鹽、醬油。他上墟前，來我家借單車，走進我的臥室，瞥見一塊老式小三針奧米茄手表，順便拿去戴在手上。他家是赤貧戶，父親是地道的種田人，力氣奇大，綽號「牛仔」，解放前專替別家犁耙稻田，一九五九年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我理解阿罩對物質的欲望。阿罩有求於我的，還有一樁：代寫情書。他在湖南當兵那陣，曾被調往一個國營工廠「支左」，在廠裡人認識了一個清純的湘妹子，戀愛談得熱火朝天。退伍後，以書信代替見面，他識字不多，寫不出信，我替他寫了好幾封。
可惜，湘妹子的家出了事，父親因政治問題被處理，遭遣返農村，湘妹子與家人隨行，連飯碗也不保還談什麼戀愛，她寄來一封絕交信。阿罩肝腸寸斷，未必是因為愛得深，他的目的明確，就是完成娶老婆的人生大事，他明白回鄉後，以家裡的經濟狀況，媒婆連正眼也不看，盡管外型不錯。確實如此，他一直單身。
新朋友中，和我最合得來的是阿永及阿穎，前者小我兩歲，後者回鄉前是一所中學的紅旗兵團的副司令。黃昏，我愛和他倆坐在池塘旁邊看月出，阿永以輕鬆的語調講村裡的是非恩怨，要我小心「剃頭刀」。「剃頭刀」是本村中年人孔序的綽號，清癯的孔序解放前做過生意，自詡見多識廣，似乎有暗病，連出勤都成問題，幸虧生下四個兒女，個個能上山打柴，他作為老爺子從兒女那裡刮到錢，上茶樓享受「一盅兩件」。
這傢伙愛說所有人的壞話，一如理髮匠手裡的刀子，逢頭就剃，特別愛罵年輕人，說沒一個成器的。阿永說：「他說你是冒牌高中生，回到村裡沒個毛用。」我問他在哪裡說的，阿永說，他在村南的鬼仔店對所有人說。「鬼仔店」是村人為供銷社的零售點起的外號，譏笑它的壟斷和貨物不便宜且品種太少。我說：「管他！」兩人大笑了事。
從阿永口裡還曉得，村裡的後生和「百曉棟」是死對頭，「百曉」是劉棟的外號，因為他自稱「無所不知」。我家和他也結怨，一九六六年夏天，在公社黨委指使下，我被戴上為牛鬼蛇神翻案的罪名，受大字報海洋圍剿，百曉棟也加入討伐大軍，向公社舉報我家是「漏網地主」。
一天，後生們要煮夜宵，肉買了，卻沒菜，阿惠自告奮勇，去百曉棟的自留地拔了三棵大白菜，次日百曉棟在巷口罵街，並向公社政法部報案。三棵大白菜合共十斤，每斤實價五分錢，合共五角。「立案」是大題小做，劉棟硬是大鬧，嚇怕了政法部的幹部，於是派出偵查員。
偵查員叫蔡麻子，去菜地走一圈，量了現場一個腳印，是男用人字拖，四十號，回到村裡召開緊急會議，半個小時破案。惠群被抓到政法部去關禁閉一晚，向百曉棟道歉，到此為止，沒有刑責。
從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九年春節前，這幾個月屬磨合期。這段日子，我從家裡搬進碉樓第五層，和村裡的年輕人睡通鋪，阿永和阿穎都在。我睡前必講古，一晚一個從「聊齋」讀到的「古仔」，相當叫座。我還在碉樓內唯一的八仙桌上寫日記，扉頁抄下離賀的詩句：「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欄。」還以隱語記下對小情人的思念。
春節過去，春耕開始，我當上「碌格員」。接下來，是完整的務農年，經歷了春種秋收，還上深山打柴，去小鎮賣柴。此生的煉獄在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