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寫大字報到當文秘

在文革初期，我在閩南讀初中，尚未被下放到農村。因為我的毛筆字書寫工整、漂亮，經常被選來抄寫我們學生組織的大字報。那時的文革充斥著各種專欄和展覽，城市裡到處都貼著革命口號和大字報，如果你的字寫得好，就可能成為抄寫大字報的搶手人選。有時候，看著街頭的大字報，就能猜出是誰寫的。

文革時期培養了許多寫大字報的能手，其中一些後來成為了書法家、畫家，他們的起點都是文革時期的毛筆字。我的毛筆字只侷限於抄寫大字報，並不具備藝術水平。

一九六九年，我被派到南靖縣書洋公社山區上山下鄉，在生產隊負責編寫革命大批判專欄，說是負責，其實文章都是我寫的，我貼上去的。這是生產隊的工作，所以我不必到田間地頭勞動，這讓我感到非常開心。儘管這樣的機會並不多，但這段經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記憶中，讓我覺得自己一定會有所作為。

七○年代初期，全縣開始搞農業學大寨規畫，我再次被借調到大隊擔任半個月的編寫工作。我不僅要寫字，還需要設計宏圖，爬山越嶺去各個山頭勘察地盤，這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一九七五年，我被派到福建省華安水電工地，負責組織縣民工大隊進行隧洞出碴工作。出碴是指隧洞爆破後將石塊泥土運出來，這是一項非常危險的工作，常常會發現未爆炸的雷管。我們三班倒進行工作，我不僅要身先士卒，回到家後還要編寫民工大隊的宣傳欄。大隊領導要求我利用業餘時間加班加點完成這個任務，沒有任何報酬，有時候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常常累得回到宿舍直接倒頭就睡，非常辛苦，幸運的是我的身體並沒有被這樣的工作壓垮。

四年後水電工程任務結束，我回到公社擔任文化站工作，成為專業的文化幹部。我要刻鋼板、抄寫文件、布置會場、編輯宣傳欄，還要組織公社參加每年文化館舉辦的文藝會演，下鄉宣傳各項工作。

我可以將一張張一米高的紅紙貼在牆上，然後用大排筆寫下大字，一張紙一字，寫出來的字遠遠就能看到，幾乎和印刷體無異。最容易寫的是方形筆畫的黑體字，一筆就可以完成，不像仿宋體那樣需要提筆落筆，造型更加簡潔。

公社有許多領導部門，包括黨委會、革委會、武裝部、共青團、婦聯，每個部門都需撰寫材料，常常幾個部門的領導同時找我抄寫文件，有的需要刻印，更多的是使用藍色複寫紙，在一張紙下面放置複寫紙，一次可以複寫兩三張。我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手都僵硬了，無法伸直。

文化站歸辦公室管理，我也常常值班。辦公室有主任、副主任和幹事，每天都收到來自縣裡的電話，詢問各種數字，比如造林面積、插秧畝數、畝產等等，數字任務繁重。幹部們接到電話後常常對著天花板，胡亂報出一串數字。

公社領導常常到縣裡開會，接受各種政治任務和生產任務，回來後召開會議傳達。一陣風過去了，數字任務完成了，總結報告寫出來了，實際工作往往完成不了多少，有的根本就沒做。那個時代，寫出來的全是文革八股文廢話，也造就了一大批寫八股文廢話的文秘寫手，我也是其中之一。

文革結束後，我曾在一家企業做文秘，當時的文革遺風依然存在，宣傳欄隨處可見，大小事情都上牆報和專欄。一些企業不僅有專業文秘，還有專業美工，時常會在工廠門口繪製宣傳畫。

後來，我加入了一家大型企業，擔任企業行政和工會職位，寫文章發表在廠報上。企業定期舉辦宣傳板報評比，年終表彰並發放獎品，比如汗衫、提包、電子鐘，我家裡至今還保存著當時獲得的巴掌大的電子鐘。

八○年代中期，每家工廠都要撰寫廠史，市工業局多次開會強調，但很多企業無法完成。寫廠史的難度較大，我們單位由一位辦公室副主任完成，他剛好要去市工業局開會，布置這個任務，這個工作便落到了他的身上，最終我們並未完成這項工作。那個時候，廠領導最害怕去市裡開會，誰去開會誰就得帶回任務，推來推去最後還是得自己做。

九○年代我來美國之後，因為有當文秘工作的經驗，我寫了自己下鄉十一年的回憶錄「土樓歲月」，並於二○○八年在福建土樓入遺之際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但我覺得自己只是個寫作愛好者，人們常說現在寫的人比閱讀的人還多，寫文章出書不是很難，我有自己的博客，有時錯別字和語法錯誤還沒有改正就習慣性地發布出去，常常需要別人指正才能修改。因此，人應該懂得自知之明，不要過分自信，畢竟只是一名有文秘工作經驗的人而已，擅長寫作的人到處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