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基恐怖秀之夜

1985年的秋天，蒙大拿的晚風早已透出寒意，松鼠在落葉堆中忙著尋找堅果。學校宿舍走廊上開始有人貼上橙黑相間的南瓜紙貼，空氣中隱約飄著焦糖蘋果和玉米糖的甜味。我知道，萬聖節快到了。

大衛和麗莎是我在蒙大拿大學認識的朋友，麗莎曾在台灣學過兩年中文，瞭解隻身在國外讀書的苦悶，總會找機會拉著我，參加一些特別的活動。大衛是她的男朋友，當時仍是英文系的研究生，成了導覽員，在一旁為我介紹美國文化。那天下午他們來敲我的門，笑著說：「今晚要不要去看《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一年只有這時候才會上映喔。」

我在報紙看過這部電影的廣告，模糊地知道它是一部音樂片，兼具恐怖與荒誕色彩。大衛神祕地說：「這不是一般的電影，是一場現場秀。記得，別坐太前面。」麗莎見我有些猶豫，補充：「最好坐後排一點，小心不要被水噴濕。」她眨了眨眼，語氣裡帶著一絲惡作劇的味道。

那晚，大衛開著紅色的日產老爺車，帶我們來到校外的舊電影院。那是一棟磚牆建築，外牆上掛著剝落的霓虹招牌，閃爍著「ROCKY HORROR」幾個紅字。門口早已聚滿人，許多觀眾穿著奇裝異服：有人頭戴金色假髮、腳踩高跟鞋；有人身披黑色披風，胸口畫著血紅的心；有人全身包著渾身血跡的白布；還有人乾脆扮成主角法蘭克博士，穿著亮片束身衣和魚網襪。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美國人在萬聖節前夕的瘋狂與創意。

電影尚未開始，觀眾席已經沸騰。有人在台前發送報紙和吐司，有人手裡拿著水槍、玉米粒、甚至手電筒。大衛把一張報紙塞給我：「待會兒下雨的時候，蓋頭用。」我一臉困惑：「下雨？」他笑得更開了：「這是一場與觀眾共演的電影，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燈光暗下，一個紅唇畫面出現在大銀幕上。觀眾立刻尖叫、吹口哨、一起大喊：「讓我們再次扭轉時光。」(Let's do the Time Warp again.)氣氛瞬間爆炸。隨著音樂響起，前排幾個人跳上舞台，模仿劇中動作，全場觀眾也跟著拍手、跺腳。麗莎在我耳邊大喊：「這部片不是用眼睛看，是要用身體參與。」

電影進入婚禮那場戲時，突然從天花板上落下水滴，原來是有人用水槍朝空中噴水，模擬下雨，接著大家同時舉起報紙遮頭。我跟著他們一起蓋上報紙，聽著四周的笑聲和尖叫，彷彿整個劇院都變成了瘋狂的片場。

當主角布拉德和珍妮特迷途於暴雨中、敲開那扇陰森古堡的門時，台下的觀眾異口同聲喊道：「Don't go in.」有人甚至丟出一片吐司，並喊著：「Have some toast.」呼應電影中法蘭克博士舉杯說的「a toast」。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大衛要我坐後面。每當角色唱到高潮，前排就有人往後丟米粒、紙巾或灑滿天的亮片。燈光映照下，那些亮片在空中飛舞，像是夢境與現實的交界。

這部《洛基恐怖秀》電影於1975年首映，最初只在倫敦和紐約的幾家小劇院播放。因為內容離經叛道，集跨性別、搖滾樂與恐怖片的惡搞，所以票房慘淡。但製作人沒有放棄，每年都在萬聖節前推出，幾年後，它竟然漸漸被午夜場觀眾接受。年輕人開始打扮成劇中角色，邊看邊演、即興對話，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互動儀式」。

到了一九八○年代，《洛基恐怖秀》已不只是電影，而是一種次文化的象徵。它挑戰性別與權威的界線，也讓孤獨的人找到歸屬感。每年萬聖節，全美各地的大學城都會上演這場狂歡。

我以為蒙大拿是一個以牧場、山脈和保守氣氛著稱的州，卻意外在這樣的場景，見到最前衛、最自由的一群人。也許正因為四周太寂靜，這樣的夜晚才格外閃亮。

身為外國學生，我起初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聽不懂觀眾的即興台詞，只聽得滿場的笑聲和叫喊。但我很快被那股能量感染。當電影進入經典的「Sweet Transvestite」旋律段落，法蘭克博士穿著高跟鞋出場，全場觀眾齊聲尖叫。我跟著拍手，甚至在麗莎的鼓動下，站起來一起跟著跳。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這場荒唐的表演，其實是一種宣言，無論你是誰，都可以在這裡放下羞怯與角色。在漫長的寒夜與讀書的壓力中，這兩小時像是逃離現實的祕密通道。電影結束時，螢幕上最後一幕的紅唇慢慢消失，燈光亮起，觀眾互相擁抱、擊掌。有人臉上掛著亮片，有人披著破爛的披風走出戲院，像是剛從另一個世界回來。

走出電影院時，外頭的氣溫已降到零下，呼出的氣變成白霧。大衛發動了老爺車，在轟隆的引擎聲中，笑著問我：「怎樣？第一次的Rocky Horror體驗還可以吧？」我還沉浸在剛才的喧鬧裡，只能笑著點頭：「真是大開眼界。」

麗莎把圍巾圍在脖子上說：「這部片的靈魂就是，別害怕做自己。」麗莎曾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斯文得有點像同性戀。」我心裡默默懷疑，難道她曾誤會我？

幾年後，我讀到導演吉姆．沙曼與編劇李察．歐布萊恩的訪談，他們說：「《洛基恐怖秀》的靈感來自對一九五○、六○年代科幻片與搖滾文化的嘲弄，也是一種對社會規範的挑釁。」對當時的英美青年而言，它是反叛的象徵；但對那時的我，一個來自亞洲的留學生，它更像是一場文化啟蒙。

我第一次理解到，所謂「文化差異」並不只是語言、飲食或禮儀，而是人們對自由與禁忌的不同想像。那晚在戲院裡，我看見許多被主流排斥的年輕人，透過角色找到表達的方式。他們用笑聲掩飾孤單，用戲謔挑戰權威。這樣的勇氣，也讓我學會在陌生環境裡表達自己。

日前在華府的捷運車廂裡，突然聽到背後兩位年輕人的對話。他們在討論萬聖節派對，其中一個人說：「聽說萬聖節當天，林肯劇院要放Rocky Horror，你要不要一起去？」我馬上用手機查詢，原來四十年過去了，這場荒誕的午夜狂歡仍在上演。也許每一代人都需要這樣一個夜晚，用來釋放青春裡的迷惘與勇氣。

出了捷運，走向停車場時，風中彷彿飄著與當年相同的甜味，也讓我想起，那晚的喧鬧、亮片飛舞、報紙蓋頭的情景，也想起大衛和麗莎的笑聲。

《洛基恐怖秀》早已成為美國次文化的經典，經常出現在許多影片、卡通和電視劇中。它讓我在異國他鄉的寒夜中，第一次感受到文化的解放與包容，那不只是萬聖節的狂歡，更像一段青春的密碼，永遠藏在記憶的光影裡。（寄自馬里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