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中途的森林

孔子《論語·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老夫子活了73歲，這是他對自己人生的一個總結。他把人生分為兩個階段，四十歲之前為探索的階段，四十歲之後為成熟自信的階段；孟子也曾言「四十不動心」。

似乎聖人們到中年都可以超凡出俗，但聖人生活在一個遠古的年代。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無法做到洞穿萬事，心如止水。

義大利中世紀作家但丁在他的名著《神曲》的《地獄篇》開篇說：「在人生旅途的中途，我發現自己迷失在一片幽暗的森林。」這個宣告如同一扇門，引人通向整部《神曲》的深邃世界。它既是個人的懺悔，也是整個人類靈魂的寫照。

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在《懺悔錄》中寫道：「我有一些困惑的時候。生活停頓下來，彷彿自己不知道該怎樣生活，或該做些什麼；我感到迷茫，不知所措，人也變得憂鬱……」。

四、五十歲是「中途迷失」的年紀，那種迷失，或許是方向感的模糊，更可能是價值座標的偏移。曾經的激情與不顧一切，如今被生活的水紋一點點撫平，像李商隱《無題》寫著：「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人到中年才會明白，迷失是常態，清醒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彷彿行至江心，身後是潮聲漸遠的少年與青年的岸，前方是霧氣朦朧的中年與未知的海口。「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像似一盞微黃的燈，在人生渡船的搖晃中閃爍，來路漫長、卻也提醒前路也無須驚惶。

惘然乃是中年的底色。經過迷失之後，才會體會到這「不惑」並不是一路坦途的必然結果，而是穿越迷霧、跌入穀底、又重新站起的獎賞。

蘇軾四十四歲時，被捲入烏台詩案，貶到黃州。才情橫溢、志在千里的大學士，如今卻在長江邊的荒地上開墾自給。夜半江聲如泣，他寫下《赤壁賦》，借著江水與明月，安頓一顆漂泊的心。

「我為何而活？」這是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年人都可能在午夜聽到的低語。觸發這種靈魂深處的拷問，或許是現實的困境，比如是理想的挫折，婚姻家庭的危機，和攸關生死的健康問題，也或許是功成名就之後的虛空。

但丁的那片幽暗的森林，人人都需要走過。四周的樹影是曾經的豪情壯志，是無法推卸的人生的責任、是載舟亦沉舟的人情世故，是過往無法更改的選擇，以及歷史的車輪碾過的痕跡。於是在午夜夢迴之時，我們俯身潛入內心的水底，那裡有沉澱的往事，也有被遺忘的夢想，還有無法忘懷的人。

靈魂下潛的過程註定是孤獨的，也是必經的。隱居、流放和沉默是大多人經過的心路歷程，因為只有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才能真正逼視自己的內心。「我們不得不通過黑暗，去到另一片光明。」（美國詩人艾略特《四個四重奏》）於是在黑暗中，我們開始整理自己的人生帳冊，哪些是必須放下的沉石，哪些是值得託付的珍珠。

人在深潛時，不再擁有常規的邏輯，常常會被記憶、欲望、恐懼所撕裂。「一堆破爛的偶像，承受著太陽的鞭打。」（艾略特《荒原》)與世界斷裂，與自己斷裂，認知和情感的撕裂表現在語言的破碎和意象的跳躍。需要承受的苦難、失落和幻滅，讓自己無法逃避而只能直視其面。

苦難可能是下潛的催化劑，但過程的完成需要內在的東西來承載，並且註定是因人而異，沒有統一的格式。

蘇軾的「靈魂下潛之路」是一條在苦難中煉金、在流放中悟道的旅程。他一生三次被貶，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地，每一次都將他推向更遠的邊疆，也將他的心靈逼向更深的沉潛。在黃州的赤壁寫下前後《赤壁賦》，以莊子之道觀生死、以自然之美療心傷。「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蘇軾第二次貶謫來到惠州，遠離中原，生活艱苦，但他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展現出隨遇而安的心境，並借一名歌妓的口說出：「此心安處是吾鄉」。第三次貶謫的儋州，在當時算是地角天涯了，於海南荒蠻之地，他卻說「海南萬里真吾鄉」，徹底放下功名，歸於本心。

三次被貶遭流放，對蘇軾而言，不是簡單的政治流放，而是靈魂的煉獄之旅。他在其中完成了從「儒者入世」到「道者出世」的轉變。他在與陶擬古的唱和中說過：「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我本來就沒有顯達過，如今貧窮也無妨。這種思想源於莊子，他將莊子的「順其自然」與儒家的「安貧樂道」結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心靈解脫之道。這不是在宗教意義上懺悔或尋求救贖，而是在儒釋道交融的文化中，透過詩文、哲思和生活實踐，完成了對自我、命運和宇宙的深度對話。

他在第一次被貶黃州時寫了著名的《定風波》。「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是他在泥濘中悟出的平靜。「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遭貶、喪妻、經受政治打擊，卻他在詩文中完成了精神的昇華，通過苦難抵達豁達，融合儒道之後的精神重建。

靈魂的下潛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死亡的過程，但不是肉體的終結，而是舊我的瓦解。信仰在此過程中像黑暗中的那盞燈。

艾略特在《荒原》詩中反復描寫「水裡的死亡」、「塵土中的恐懼」，讓人想起聖經中的故事。事實上《荒原》融合了神話、宗教、哲學、文學等多重文化資源，艾略特借用大量典故，比如但丁、莎士比亞、佛經、《聖經》等，構建出一個象徵性的廢墟世界，展現人類在現代社會中失去根基的狀態。他在《四個四重奏》中，不停地追問時間與救贖：「我們將不再探索，而探索的終點是回到出發之處，並第一次認出那個地方。」

靈魂的下潛不是終點，而是轉化的前奏。當從下潛的深處再次浮出水面之時，便是重生的開始。

托爾斯泰在完成《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後，已然登上文學巔峰，卻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機。他開始質疑一切：貴族生活、文學創作、教會教義和社會制度。他甚至萌生自殺念頭，認為人生毫無意義。這是他靈魂下潛的起點。

在《懺悔錄》中，托爾斯泰坦白自己曾沉溺於享樂、虛榮、暴力。他寫道：「沒有一種罪行我沒有犯過。」他更多地描述了內心的掙扎與覺醒。他開始閱讀《聖經》，接觸農民的信仰，重新思考善、真理、神的意義。他最終放棄教會教條，轉向一種個人化的信仰，即強調良知、簡樸、愛仇敵。這部作品是他「重生」的宣言，是他從虛無走向信仰的轉捩點。

《復活》是托爾斯泰晚年的長篇小說，也是他思想轉變的藝術結晶。主人公聶赫留朵夫是托爾斯泰的精神投影，引誘並拋棄女僕瑪絲洛娃，導致她墮落為妓女。多年後，他在法庭上以陪審員身分重逢她，良心受到強烈譴責，掙扎以後決定陪她流放西伯利亞，完成自我救贖。

這些文學巨匠都經歷了「地獄」般的現實困境，但他們的「天堂」各不相同。蘇軾在江風月影中悟得曠達；但丁在黑暗與光明之間繪出靈魂地圖；托爾斯泰在田間重獲信仰；艾略特在詩行裡與時間和解。

原來，「不惑」不是從未迷失，而是有能力在迷失之後找到自己的回歸之路；沒有一成不變的答案，而是一次次重構自我之後的安穩。真正的重生不是逃避，而是穿越黑暗；不是修復自我，而是重構意義。這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彷彿是靈魂的地圖，指引我們在現代焦慮中尋找內在的光芒。

他們人到中年，或許都曾陷入黑暗的森林，但最終，他們都找到了走出的路。那條路有時通向人群，有時通向書桌，有時通向內心最安靜的所在，有時通向造物主和信仰的源頭。可以是「此世的解脫」，讓人在有限人生中獲得寧靜，也可以是「永恆的盼望」，讓人在無論生死之間都能擁有喜樂。

真正的自由與平安，並不取決於環境，而在於心靈是否找到了超越風雨的依靠。四十歲的航程，可以不再以速度為衡量，而是以內心的豐盈為尺度。迷失是起點，下潛是過程，重生才是「不惑」的真義。（寄自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