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鴉嘴與少年窮
一九六○年代出生的我,年輕人多半被那個時代的大環境所小瞧。盡管「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口號喊得無比響亮,一旦進階到成人世界後卻赫然發現,有很多兒童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是被「現有主人翁」給一路忽悠打壓兼嚇大的。
即使是在美國這種被認為思想自由開放的國度,依舊能接觸到觀念較保守的長者,他們不分東西中外,在這民族大熔爐裡,絕大多數處於與青少年對立的角色。
身為一個在高中年級即跟隨家人赴美定居的第二代移民,我的青少年成長,可謂一路盡是文化衝擊兼打擊,最早是在家裡與學校教育之間拉扯,後來逐漸進化成父母輩的大人們,與我在美國所生成的世界觀之間的差異衝突,那是一種不講是非對錯、只論長幼有序的約定俗成。
在特定的年齡與文化背景面前,我被訓練成了像觸按電燈開關那樣,閃速而自然地切換思維,只為配合對方,來達到某種和諧共處的目的。而且這種矛盾,通常會被統一註解是叛逆的產物。
都在說「莫欺少年窮」,「莫欺」只是一種理想,而「少年窮」則是殘酷現實,不只源於沒錢沒勢,被認定涉世未深與見識不夠更是一種「窮」。於是我一廂情願的假設,若讓自己「知識淵博」,大人們應該會對我另眼相看。因此,我勤加充實自我,看報讀雜誌,中英文都讀,特別喜歡吸收科普常識。即便不怎麼感興趣,也不時逼迫自己看美國的電視新聞和益智節目。
就有那麼一次,見母親從超市買回紅豔豔的櫻桃,新鮮飽滿而又可口,我有感而發地說了一句「櫻桃吃多了會拉肚子。」接著我解釋,從報紙中讀到一篇報導,櫻桃在中藥常識屬利便水果,無關新鮮與否,吃多了有助於通便。而在不常便祕的人身上,「利便」換句話說就是腹瀉。
母親一臉不以為然,說我亂講,順道念叨我少看中文刊物,應該多把心思放在學習英語上頭。結果,那晚她嚴重拉肚。其實那天其他家人們吃多了櫻桃,肚子多少都有點不適。
在尚無網路、也未出現假新聞亂象的年代,「報紙有寫」、「新聞有報」或「書裡有說」向來極具公信力。但是文章及常識,從我這十五、六歲的年輕人看過消化後的口裡再說出來,卻往往成了說服力遭質疑的幼稚觀點。我自以為是的淵博,在成人眼中卻只不過是一語成讖,落得一個「烏鴉嘴」的結論。
我依舊活得無力而匱乏,我學到了絕不能用我的知識去「教訓」比我年長的人,即使那是深奧的、據理的、來自中西古人或權威的認證。書讀多了,被大人有事沒事來一句「見多識廣不會做人也是枉然」,立馬打成小媳婦。既然大人橫豎都是對的,於是我盼著趕緊熬成婆,盡早脫離那「永遠占下風」的行列。
大一下學期,在美國定居的第四年,十九歲的我搬離了父母身邊,找到離學校不遠、治安不錯的住宅區,向一對夫婦分租了家中車庫邊的一個房間,邊打工邊上學。配合那年頭美國家長讓十八歲以上的子女出戶自立的「傳統」,加上已有兄長離家搬入大學宿舍住校的前例,我無需革命就能搬離父母的事實,曾讓當時其他華人同學熟識們羨慕不已。
直到多年以後才知,父母當時認定了我會在外頭混不下去,哪天肯定要搬回家,因而非常放心地欲擒故縱,未料竟變成了放生。一個月才掙不到六百美元的學生工,房租去掉三分之一,自己學會做飯帶便當,還能存下錢繳學費,從不曾因經濟問題而向父母要錢的事實,給了我莫大的自由與底氣。
大二轉大三那一年,我尋得了在學校特設的媒體部打工的機會。先從無薪水的實習生做起,因廣告系主修需要累積實習小時,便以修學分的態度認真對待這份工作。經理K是個性格十分海派且有點不修邊幅的中年白人女子,我的實習工作上手不到兩周,經理就希望我留任成為固定班底。
一年後,我被升為設計組長,除了負責最主要的設計工作,還要訓練及管理實習生。部門的業務也在那年突然加重,最忙時訓練三個實習生一起工作,有時還險些調度不來。我把這份工作視作可以跟著成長與發展的事業,非常努力投入,也打心底感激經理K給了容我發揮的舞台。
大學畢業那年,不但沒欠一分學貸,我還存了一筆錢。而我的職位一直處於沒能轉正全職,但卻時常超出了全職每周工時四十小時的狀態,始終只是領著超時的優渥加班費,沒有保險和津貼。每隔三、四個月,我會找經理討論轉全職的可能性,而經理都說以前沒有這個例子與需要,但生意變好、部門變得比以前忙碌是事實,她只照舊同意給我加薪,也說會交上業績跟上頭的人討論。那時我決定留校繼續讀研究所,因此也考慮繼續保持著這份工作,並仍對升遷抱著一絲希望。
有一天,經理K跟我及幾個實習生在茶水間休息時聊天,說她不知為何右腳的腳趾頭老是發麻,去看了足科也照了片子都說沒事,連開個藥都沒有,只教她每晚睡前用溫水泡腳,但一個月以來都沒有起色。
我突然想起一篇從美國醫學報導翻譯成中文的特刊,提到了腳趾頭發麻有可能並非腳趾頭本身出問題,而是很有可能是小腿或者膝蓋甚至大腿內生有腫瘤,擠壓了神經和血管,導致血液不暢通而讓腳指頭出現麻痺感,甚至失去知覺。然而,去足科照片子,院方通常都只拍患者跟醫生描述的問題部位,不會立刻想到整條腿照片子,因而極易忽略這方面的可能性,並耽誤治療。
我於是非常努力地、把我所吸收的那篇報導用英語轉述,最後強烈建議經理K再去照一次片子。而經理當時只是聽我說話,期間不住點頭微笑,不知覺地,話題被其他人的對話岔開。
就在發表完我轉述的「科普醫學」觀點不到幾天,經理K突然請了兩天假,回來時右腿膝蓋纏上了像是固定和保護的套墊,走路一跛一拐。經理K只跟我說,她的膝蓋開刀,縫了十五針。我以為她周末去登山或是划船給摔撞傷了,因曾有前例,故沒多問,更自告奮勇表示,若她需有人跑腿買午飯或飲料,我可以幫忙。
我後來是最後一個知曉,經理K其實在我轉述完那篇報導之後,就去醫院照了全腿X光,發現到膝蓋下十公分位置生有腫瘤,是擠壓血管導致腳趾頭發麻到沒有知覺的主因,緊急安排隔日開刀切除。
她還非常擔心腫瘤是惡性的,直到醫院一周後的化驗結果出來,說是良性腫瘤不會轉移,才鬆了口氣,除了我之外逢人便說,使致傳遍了其他部門,最後繞了一圈,仍傳到我耳裡。
可能我不是醫療專業人士吧?即使被我說對了,她也不需要承認是從我這兒聽來的。
這經理當時只不過是在找個話題閒聊,並不是在尋求別人給她提供解決方案,所以我這麼認真上心地給她建議,搞不好人家還覺得很煩,根本不領情,還偏偏不巧真被我說中,這怎麼可好?把她襯得像個沒文化的人......難道還巴望這種人會真心感謝嗎?
我的經理肯定不信佛,不信緣分和因果關係,所以只有我才會以為自己是她生命中的貴人,這是和信仰有關的文化差異。
經過跟身邊有點交情的中外熟識討論之後,我自問,絕不是要討這「賣嘴人情」,可為何感到莫名受傷?假設腫瘤是惡性的,及時發現與切除,那麼我是否就是經理K的「救命恩人」?在整件事情中,我似乎沒有半點功勞,哪怕提供了靈感或提示,用有口音的英語告訴對方,甚至事後對我的「一語成讖」提都不提。難道經理是在避諱我有可能到處去跟旁人邀功說嘴,是我的科普常識幫了她嗎?
對這位共事近四年的頂頭上司,我失望至極,決定不再為她所用。此事證明了她從未將我視作夥伴,而只是個隨時可被替代的打工人。顯然我還太嫩,無法接受職場上的冷淡與現實,亦不願虛與委蛇。
在電話中和母親提起計畫辭工,我其實並非在徵求她的任何建議,而是交代一件自認頗為重要的決定。
「妳是去打工,又不是在找人生伴侶,要求經理人品好幹嘛?」我往往會在外頭歷經了傷害衝擊而情感疲累脆弱、總算鼓起勇氣去投奔家人時,得到非常奇怪的試煉。
「老人哪需年輕人來指導,妳還傻傻地去教他們,妳不知道妳這樣做很沒眼力見兒、很不懂得做人嗎?」我被母親如是訓斥。
在這場教訓的架構中,我弄不清楚母親的角色該歸類在她所指的那些「老人」?還是她把自己從這些「他們」中給排除了。說到底,我似乎在父母眼裡註定了永遠長不大,我對年齡歧視的現象既認命,更不懂得在分辨之後做出該有的反抗。而有的時候,大人那種明明見到自家人遭受不公待遇,而口頭上卻偏生胳臂向外彎的矯情,讓我也很受傷。
就因這個決定,我發現它關鍵性地改變了我人生的軌道,不僅如此,更千絲萬縷地牽動著我對於人際關係的定義與理解。
無論哪種國情與時代背景,人人哪天皆註定成為被後浪拍打的前浪,社會本就應該進化成一個年輕世代必須比年長人學習更廣並懂得更多的社會,如此,未來的主人翁才能真正從如是循環中成熟獨立,幸不辱命地福澤社會及下一代。
我曾經自詡走在時代前方、努力做個把電腦和網路玩到讓老人們心服口服的年輕人,也在那時發過了毒誓,等我活到老年的那一天,絕對不會跟任何年輕人說出「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飯多」這樣的話。難怪,老人家多易得心腦疾病。(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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