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會埋下了統一伏筆

大陸最近的一系列動作，包括設立台灣光復節，官方喉舌署名文章談統一後的台灣利好，發布電影「澎湖海戰」海報，對沈伯洋立案偵查等，感覺北京正在加大對統一的輿論動員，有計畫有節奏地推進統一進程。

「反獨促統」是大陸對台工作的兩項任務，但過去絕大部分時間，反獨是主項，促統是次要。不過，在今年對台工作會議提出要塑造祖國必然統一大勢後，促統和反獨變成了平行，如今四中全會剛過，促統似放在優先位置。比如，台灣光復節的設立，可以看作促統動作，它體現的是大陸對台灣行使主權；調查沈伯洋也可如是解讀，顯示大陸對台灣有司法管轄權。

促統優先，在四中全會公報也可得印證，公報關於台灣的表述，只有短短一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卻具政治分量，尤其與五年前十九屆五中全會「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的措辭相比，它反映了北京對台政策心態與戰略階段的重大轉變，即統一不再只是政治口號和歷史任務，而是未來五年要取得具體進展的現實目標。

這兩個中共全會，都是制定下個五年規畫的會議。按照中共政治運行的慣例，能寫進全會公報的內容，意味著進入政策體系的硬性議程。單從文字看，兩次公報的內容差不多，都是「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但是，句子順序有差異，透露出側重不一樣。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和平發展」與「祖國統一」並列於一句，顯得統一仍附屬于和平框架，偏向防禦與管理；四中全會將「統一」單獨提出，並冠之以「大業」以示強化，暗示統一是一項政策任務，有更積極主動的意味。

四中全會公報之所以把「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單列出來，源於北京「中華民族復興」敘事的邏輯。按照這一邏輯，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統一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民族復興的目標當然不是現在才提出的，但為什麼促統在四中全會就成為一個政策任務？原因在於，「十五五」規畫距2035年很近。再考慮習近平的年齡，如果他有第四個任期——這大概率可以肯定，是需要在統一問題上有所作為，而不光是作為政策宣示的。

換言之，到「十五五」規畫結束的時候，也是習的第四任期末——兩者只相差一年，不管習要不要第五任期，他屆時要宣稱如期基本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但假如台灣還游離於大陸之外，那民族復興的故事就缺了一角，這個故事就不好圓。所以，到時對統一必須有個說法，對大陸人民有個交代。這不是說，「十五五」結束時，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就一定要讓台灣回歸大陸；但至少要有讓民眾有感的具體成果，比如兩岸坐下來談判，簽訂一份朝向統一的和平文件或框架性機制，北京就可以解釋，雖然台灣尚未回歸，然而已經走在回歸的路上，因此，屆時宣稱2035年基本實現了民族復興，就不存在說不通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未來五年對大陸解決台灣問題很關鍵。北京一定會把統一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去推，對台政策將更具策略性和層次感。一方面，軍事威懾仍將強化，以此作為政治壓力和防範台獨的後盾；另一方面，經濟與社會融合將被重新啟動，以展示「統一帶來利益」的現實效應。同時，法律與制度設計也會提速——不排除在此期間出台「國家統一法」或「和平統一路線圖」，把統一轉化為可量化、可評估的政策任務。這種治理化的統一觀，實際上也符合習近平一貫的政治風格——通過制度工程實現政治目標。

總的來講，四中全會公報的這句短語，預示著北京在台灣問題上進入目標更明確，行動導向更強的新階段。北京會把實現可見成果，視為下個五年的核心任務之一，無論這些成果以何種形式呈現，它們都將被包裝為「復興進程的里程碑」，作為習可寫入黨史的成就。

台灣在未來五年，要作好這種「被逼統一」的心理準備，具體說，大陸對台灣政治上的逼近與心理上的壓迫將持續升級，兩岸不太可能爆發戰爭，除非台灣拒絕和統，北京會以實力、時間與制度去塑造台灣的選擇，使「和平統一」從理念和目標變為現實議題。四中全會為這一進程埋下了伏筆。這是台灣民眾需要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