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一詞 日本維護國體的認知戰

正如8月15日與9月2日這些象徵性日期所提醒的，今年正值二戰結束80周年。對日本、中國大陸與台灣而言，正是重新回顧戰爭記憶、追思死者的重要時刻。然而，一個持續多年的爭論再度浮現─我們究竟應該稱這場戰爭的結束為「終戰」還是「敗戰」？這看似語義的爭執，實則觸及了歷史認知、政治修辭與法律事實之間的張力。

知名憲法學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駒村圭吾曾指出：雖然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日本接受該公告的國內法效力，其實早在1945年8月14日夜間就已產生。當天皇詔書經內閣審議後發布時，這一國家意思便對文武官員形成拘束。換言之，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更多只是對既成法律事實的公開宣告，而非法律效力的起點。

然而，法律效果的明確性並不能消解曖昧政治修辭的必要性。既然無論「終戰」還是「敗戰」，都無法改變日本作為戰敗國須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條款的嚴酷現實，那為什麼「終戰」這個刻意淡化失敗色彩的詞彙，會在政治表述中成為主流？

回溯1945年8月的決策過程，「終戰」的誕生是場精心設計的政治妥協。在原爆與蘇聯參戰的雙重壓力下，主戰派終於不得不退讓。8月10日，內閣會議討論以「護持國體」（維持天皇地位）為唯一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陸軍大臣阿南惟幾仍聲稱「戰局是五五波」，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則直言「科學戰與武力戰皆已徹底失敗」。雙方爭執不下，最後由天皇在御前會議上裁決，以「天皇統治國家大權不變」為條件接受投降。

然而，美國國務卿伯恩斯隨後代表盟國回覆，明言「天皇與政府的權限必須從屬於盟軍最高司令官」。阿南援引學者平泉澄的見解，認為「從屬」將威脅國體，主張再次照會，但外相東鄉茂德反對。8月14日的御前會議最終由天皇再次確認日本投降。當天，內閣審議天皇詔書草案時，政治修辭的操作達到極致。原文中的「戰勢日非」在阿南反對下改為「戰局不一定好轉」，以避免直接承認敗戰；漢學者安岡正篤援引「左傳」的「義以成命」一詞而擬「義命所存」，也因艱澀難懂而被改為「時運所趨」。日本政治史學者原武史批評，這等於把敗戰歸咎於「運氣不好」，讓天皇與領導層迴避自身責任。

駒村教授進一步指出，這種內向的「日本式法治」，也就是官僚文章治國，滿足的只是統治菁英心理上的需求，卻無法改變因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所帶來的法律效力。

從憲法學視角看，「終戰」只是政府的言論表述，沒有拘束力。戰後日本國會與法院其實也常交替使用「敗戰」。如果必須賦予「終戰」政治意義，那麼它反映的就是統治菁英的自我認知─日本不同於德國的「無條件投降」，而是以維護「國體」為條件的「有條件投降」。至於「國體」究竟意味著天皇制度本身，還是日本人對神聖天皇的崇敬？這不是本文的重點。不過，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中揭示的，「終戰」可視為統治菁英為維繫集體自尊而打的一場「認知戰」；即便日本輸掉戰爭，至少還能向國民強調「國體」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