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ICE執法大掃蕩 重演美國排外史？
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在明尼蘇達州執法，連續發生擊斃美國公民事件，引起聯邦和州之間的緊張氣氛，執法力度也爆發爭議。
川普總統上任以來，ICE在多個大城市搜捕非法移民，覆蓋範圍包括私人住家、公共場所、或工作地點；有人高喊自己是美國公民，依然被帶走拘留，導致某些少數族裔人人自危。
美國最大的華人團體「美華協會」(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OCA)於2025年12月舉辦反亞裔法律及相關訴訟史研討會，主題「文件就是權力」(Paperwork as Power)，以史鑒今，發人深省。
排華法案 亞裔身受其害
該場研討會邀請三位亞美法律學者，回顧歷史和分析案例，透視當前發生的反移民風潮，對於曾經遭受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迫害的華裔和集中營折磨的日本裔社區感觸尤甚。
研討會探討了三個重要問題。首先，官僚排外(Bureaucratic exclusion)在歷史上是如何運作的？其次，哪些法律基礎促成了這種排外行動？第三，歷史教會了人們什麼，如何看待當前發生的事情？
會議由美華協會政策研究員Joshua Tran主持，他指出，「國家安全」已經被武器化，用來對付特定的種族群體。當人們看到這些現代的執法實踐，例如在工作場所抓人，其功能幾乎完全由既往的法律原則所驅動。
加州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UCSB)亞美研究教授趙曉健(Xiao Jian Zhao，譯音)回顧歷史，「排華法案」從1882年生效至1943年廢止，期間禁止中國勞工入境。但在1882年之前，已經進入美國的華人還能夠將他們在中國的妻子接來美國生活，排華法案顯然反對家庭團聚。
她指出，對華裔美國人社區最具破壞性的是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Scott Act)，禁止華人因返鄉探親後再返回美國。該法案實際上迫使華裔男性移民與妻子和子女永久分離，除非他們選擇離開美國且永不返回。這些法律旨在拆散家庭，減少華裔人口，最終將所有華人驅逐出境。
在排華時期，華人社區的大部分鬥爭都是為了家庭團聚。直到1898年的「合眾國訴黃金德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判決之後，在美國出生的華人爭取到了公民身分，以便將家人帶過來。
入籍法 種族色彩鮮明
喬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法學榮譽退休教授齋藤(Natsu Taylor Saito)指出， 1790年國會通過了一項「入籍法」(Law of Naturalization)，規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能成為自然公民，種族對公民身分的限制直到1952年才取消。因此，法律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種族色彩，誰可以留在這裡以及誰不可以，為行使排外權力奠定了基礎。在排華事件中，人們尤其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那種保護邊界和主權的重要性，都是以一種非常種族化的方式和邏輯提出的，仍然構成了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基礎。
她強調，目前正在進行的移民大搜捕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政府可以保護國家安全的名義，做任何聲稱必要的事情。而歷史上的那些案例提供了法律基礎，至今仍被引用。
齋藤指出，這等於是說，你屬於某個群體，你就享有平等的權利；你不屬於某個群體，基本上沒有任何權利，而且是用中立的措詞來表達的。這些都與國籍有關，你持有什麼護照，入境時獲得什麼類別的簽證，或者是從某個特定的地點越境的，這些就已決定了你享有的權利或面臨的厄運。
證件隨身 公民亦不倖免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亞美研究講席教授兼歷史學教授倪梅(Mae M. Ngai，譯音)介紹，1892年的「吉里法案」(Geary Act )又將1882年的「排華法案」延長了10年，並對華人居民實施了更嚴格的限制。該法案要求在美國的華工必須向政府登記，並隨時攜帶居住證明，違者將面臨強制勞動和驅逐出境等處罰。
此外，該法案還進一步限制了華人的權利，禁止他們在法庭上作證，也不允許他們在人身保護令訴訟中獲得保釋。法院甚至表示，中國移民是外國勢力的代理人，美國不需要他們，如果發生戰爭，他們會非常危險。
倪梅強調，這種認為所有移民都可能是敵國代理人的想法，正是當今美國移民法的基礎，不僅針對亞洲人，也針對所有移民。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看到移民，甚至是合法移民或美國公民，遭到ICE以及邊境巡邏隊的令人髮指的攻擊。所以，美國移民法中存在的嚴重的種族主義源於排華法案，然後蔓延到其他所有人。
當下政府透過登記的方式控制人口流動，要求人們必須攜帶證件，可以是護照、駕照或居民身分證，限制誰可以離開這個國家，誰可以進入這個國家。倪梅以史鑒今，奴隸制時期也是這樣，奴隸如果要離開種植園外出、為主人跑腿，或做其他任何事情，他們都必須持有通行證。如果沒有通行證，他們就會遭受毆打、暴力遣返，甚至死亡。
到了20世紀，有人仍希望移民攜帶證件，但移民權益倡議者一直反對這項要求。直到1940年國會才通過了「外國人登記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 of 1940)。現在，每個合法外國人，每個非法移民，都必須登記，必須隨身攜帶證件。
如今，當ICE攔檢時，如果沒有文件證明自己身分合法，就會被拘留。然而，如果你是美國公民，出生在這個國家，本來並不需要隨身攜帶護照和出生證明。但現在，如果攔檢時拿不出證件，即使聲明自己是美國公民，仍然可能被拘留，直到最後被確認是公民。在最近的幾波搜查行動中，時有公民被拘留等待核實身分。有時，這種審核不僅持續幾小時，甚至是幾天。
所以，她認為，當下美國人似乎生活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時代，每個人出門都必須攜帶某種身分證明，美國正在快速走向一個透過證件來真正控制全體人口流動的體系。
國安武器 對付特定群體
齋藤教授表示，這使她想起了父親一家在二戰期間的經歷；她的叔叔從日本僑民集中營獲釋後去上大學，政府發給他一份證明，就像一張通行證，一路走來必須隨身攜帶，允許他可以離開營地前往大學；但是，他必須由一名白人軍人陪同。然而，她的叔叔出生於美國，成長於此地，他本來就是美國公民。
然而，二戰時期美日是交戰國，政府很容易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付某個特定的種族群體。所以，這是一個例子，部分公民幾乎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其他人。
趙曉健補充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除了法律和法庭判例之外，還有一種工具被用在入境口岸對移民人口進行篩檢。移民局官員對新來者進行盤問，並最終決定是否允許入境。
就目前情況而言，存在著相互矛盾的訊息。一方面，來自被美國視為敵對國家的人，有時會被迫證明他們對美國不忠。例如，在當下某個案例中，加州大學的一些學生參加了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遊行，結果被警察和校方逮捕，現在處境非常艱難。
倪梅亦有同感，當下局勢使人們甚至不知道規則是什麼，一切因人而異，因國而異。有一些國際學生問校方，「我可以回家過聖誕節嗎？我出境後還能再入境嗎？」教授不能回答一定能入境，但也不能說一定回不來。在她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正處於政府的重點關注之下，國際學生都面臨一定的風險。所以，校方和教師很難給學生和持有綠卡的同事提供相關建議。
學者們皆認為，在法治社會裡，執法行動必須依據現有法律或法院判例，而不是將「國家安全」武器化，去做任何政府聲稱有必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