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從印第安人到移民 美國外來者如何定義？

退休之後，我開始在美國各地旅行。起初只是為了看風景，卻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一次次重新理解這片土地的過程。許多地方在地圖上看來只是線條與名稱，但真正站上去，才會感覺到腳下並不安靜。

我走得愈來愈慢。不是因為年歲，而是因為逐漸明白，有些地方需要用身體去感受，而不是用速度去抵達。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我走進了鳳凰城的賀德博物館(Heard Museum)——那一次，成為我近年來最深刻的一次文化震盪。

參觀的翌日清晨，我在「世界日報」(2025/11/26)讀到「邁向正義與療癒：16個印第安孩童百年後歸鄉」文章。文字並不煽情，卻在我心口留下低低的回聲。報導所揭示的歷史傷痕，正是我前一日在展廳裡親眼所見、親身所感的現實。那一刻我明白，歷史從未遠離，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持續在當下呼吸。

被誤導的原住民形象

成長於好萊塢電影的年代，我對「印第安人」的認識，幾乎完全來自銀幕。電影裡，他們頭戴羽毛、滿臉油彩，手持弓箭，在火光與吶喊中奔跑，總是站在文明的對立面，被描繪成必須被征服的存在。

童年時，我和鄰居孩子玩「牛仔與印第安人」的遊戲。輸的人必須扮演印第安人，被追逐、被抓捕；而牛仔，永遠是正義的一方。那時的我們並不知道，這樣的角色分配，早已在無意之間，複製了一整套歷史假象。

我們不知道，那些被我們想像成反派的人，才是這片土地最早的居住者；更不知道，他們的生活、語言與文化，在歷史深處曾遭受過何等徹底的剝奪。童年的誤解，不是出於惡意，而是來自我們從未被教導要去理解真實的歷史。

一場制度性文化抹除

直到留學美國之後，我才逐漸理解這段長期被簡化、被遮蔽的歷史。

1830年，「印第安人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 通過，政府以制度之名，強迫原住民族離開祖先世居的土地，遷往密西西比河以西。漫長的遷徙途中，無數人死於寒冷、飢餓與疾病。對許多家庭而言，遷徙不是地理上的移動，而是世界的崩塌。

同一時期，野牛被大規模獵殺。這不只是經濟資源的消失，而是整個精神體系的瓦解。語言、信仰與生活方式被貼上「落後」的標籤，遭到壓制甚至禁止，被視為必須消除的障礙。

1887年，「道斯法案」(Dawes Act) 進一步造成大規模土地流失與社會瓦解。部族被迫分散，原本緊密的文化結構被切割、重組。歷史上著名的「血淚之路」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整套制度性暴力，在不同時間、不同行政名義下反覆上演的政策執行。

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些複雜而殘酷的歷史，往往被簡化為刻板印象。媒體與教材將數百個部族一概而論，忽略了今日美國仍有570多個聯邦認可部落，各自擁有獨特而仍然活著的文化、語言與貢獻。

賀德博物館的文化之光

帶著這樣的歷史背景走進賀德博物館，我原以為會看到的是「過去」，迎面而來的卻是一個仍在呼吸的文化世界。

這裡的藝術沒有被時間凝固。串珠、陶器、銀飾、織品、繪畫與當代雕塑彼此並置，沒有哪一件被標註為完成式。它們清楚地訴說著：傳統不是被保存起來供人觀賞的標本，而是一種持續被使用、被回應、被重塑的生活方式。

展廳採用柔光與低矮的展示方式，觀者必須抬頭觀看。那不是設計上的巧思，而是一種姿態的提醒：不是俯視，而是理解。

霍皮族的 Katsina (卡奇納) 雕像靜靜站在展櫃中，彷彿隨時都在移動。色彩象徵方向與自然之力，羽毛是天界的信使，姿態與配件對應祈雨、祝福、治癒與守護。雕刻師刻意保留造型中的微妙不對稱，象徵風的流動——因為在霍皮人的世界觀裡，神靈從不靜止。

銀與線交織土地語言

另一個讓我久久駐足的，是納瓦荷族的銀飾與織品。納瓦荷銀飾的重量，並不來自金屬本身，而是來自它所承載的關係——土地、礦石、師徒傳承與族人之間的連結。綠松石嵌入銀中，不只是裝飾，而是大地的一部分，被佩戴在身上。

而那些織品，更像是一張張被織進時間的地圖。線條記錄遷徙，圖紋記錄季節，顏色記錄家庭與生存的智慧。每一塊織布都沉穩如石，靜靜承受文化的重量，卻從不崩塌。

在許多原住民族文化中，藝術從來不是用來「觀看」的物件，而是承載祖先記憶的生命體。比如：一只籃子，編進了手勢與家族傳承；一尊卡奇納娃娃，容納了四季、祈禱與宇宙秩序；一件銀飾，延續的是土地、師承與族人之間的關係；一塊織布，則保存了一條尚未斷裂的時間之河。

賀德博物館所保存的，正是這樣一種文化力量——創作即記憶，記憶即生存。那一刻，我忽然想到旅途中遇見的老石頭——它們沉默，卻始終在低聲講述歷史。

一扇沉重的歷史之門

博物館中最令人難以移開目光的，是常設展「離家：美洲原住民寄宿學校故事」。自1870年代起，原住民兒童被帶離家園，被禁止說母語、留長髮、穿傳統衣物，並接受以勞動為核心的教育。寄宿學校的目的，是抹除他們身上的「印第安性」。

展場照片以前後對照呈現：進校前，是長髮辮子、羽飾與笑容；進校後，只剩短髮、制服與沉默。那沉默不是安靜，而是身分被剝奪後留下的空白。在影像與口述紀錄中，我彷彿站在孩子之間，看見他們被迫沉默的眼神，也看見他們在孤單裡彼此扶持，把痛苦轉化為尊嚴與抵抗。

在展廳一角，我聽見一段倖存者的話語，如低沉卻堅定的回聲：「他們想要消滅我們身上的印第安性，卻讓我們更清楚地知道——我們是誰。」這句話，為整段歷史投下了另一種光。

離開博物館，向北4哩，是今日的斯蒂爾印第安學校公園。湖水在陽光下閃耀，看似一座普通城市公園，卻曾是美國西南部最重要的印第安寄宿學校之一。

1891至1990年間，無數孩子在此度過童年：被帶離家人，無法說母語，接受軍事化紀律，大部分時間投入無償勞動。如今只剩紀念堂、食堂與訪客中心，但風從樹梢吹過時，我彷彿仍能感覺到那些被壓抑的日常生活。

孩子們在天未亮時被哨聲叫醒。起床後，他們必須列隊行進，接受檢查：頭髮是否夠短、衣服是否整潔、鞋子是否擦亮。任何不合規定之處，都可能換來責罵或體罰。

被剝奪的家和語言

早餐簡單而匆忙，孩子們不能交談，只能低頭吃完，再次排隊前往教室或勞動場所。課堂裡，英語是唯一被允許的語言；若不小心說出母語，懲罰隨即而來——罰站、洗嘴、記過，甚至更嚴厲的對待。

他們學的，往往不是數學或歷史，而是如何成為廉價勞動力：男孩被送去農田、工坊或維修區；女孩則在洗衣房、廚房與縫紉室裡度過一天。

洗衣房裡終日潮濕，肥皂與蒸氣混合的氣味黏在皮膚上；廚房裡，大鍋翻滾，孩子們學會在不屬於自己的食譜中工作；縫紉室裡，一針一線縫製的，往往是學校制服，而不是自己的衣物。這些勞動被稱為「教育」，卻沒有薪資，也沒有選擇。

夜晚回到宿舍，燈光準時熄滅。孩子們躺在床上，不能說話，只能在黑暗中想念家人。許多人在被子底下小聲哭泣，有些孩子悄悄用母語對自己說話，像在抓住即將消失的自己。

訪客中心裡，陳列著一封1920年代學生寫給家人的信，只寫了一句話：「我好想回家。」短短一句，比任何厚重史料都更刺痛人心。

移民學習勇敢站立

多年來，我也曾聽過陌生的聲音對我說：「回到你的國家去。」然而，讀懂這片土地的歷史之後，我反而更清楚：誰是外來者，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原住民族從未離開；而我們——所有後來的人——都仍在學習，如何不帶著傲慢與無知，在這片土地上站得更溫柔、更清醒。

寄宿學校的歷史提醒我：語言可以被奪走，文化可以被壓制；若我們不理解歷史，便無法理解自己在這裡的位置。

離開學校公園時，夕陽將草地染成一片金色。那一刻，我再次想起賀德博物館牆上的那句話：「理解，是療癒的開始；記住，是正義的基礎。」

我突然明白：走進歷史，不是沉溺於過去，而是為了更清晰地走向未來。作為移民的我能在這片土地上勇敢地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