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越南老師變美國校工 天涯淪落人

「我來為大家介紹，這是我們學校新來的清潔工Daniel。」開教職員會議時，校長指著站在會議廳角落的一個瘦小男子，我一看，那不是我以前在越南的舊同事阮先生嗎？多年不見，他的頭髮已經灰白，外表顯得無比憔悴滄桑，讓我意料不到的是，怎麼一個教生物學的老師竟成了校工？

來美遇同鄉 茫然未回話

中午吃飯時，我匆匆地到維修部門，想向維修總監打聽Daniel的事。他告訴我，校工Michael因個人理由離職，Daniel是來填補他的空缺。回教室途中，我去上廁所，出來時意外碰到Daniel；他正推著清潔車想進來洗廁所，我低聲問：「請問你是阮老師嗎？」他想不到有人用越語和他講話，錯愕茫然地望著我沒回答。我接著問：「你不認得我啦？」

認識阮先生是幾十年前在越南的事，當時他剛從勞改營釋放回來，到學校教書。因是勞改犯，他被共青團嚴密監視。其實我也沒比他好過，南越淪陷初期，校委會是一班見風轉舵的投機分子，極力排擠有聲望的留任教師，我就曾一度被下降到幼兒園教書，他們羞辱我，是想逼我離職，對其他留任者產生寒蟬效應。他們胡作非為，驚動了教育廳，終於派人來調查，我才得以恢復職務。

當年學校組織完全依北越為準繩，學校分為兩大系：自然科學系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體育、工藝等，社會科學系包括文學、歷史、地理、外語、美術音樂等。新制度的勞動課和政治課也分別被納入自然科學系和社會科學系。

阮先生是勞改犯，所以喪失公民權。他的特殊身分逼使他除上課外，還得包攬很多額外的工作。學校各部門，更趁機把他當牛馬奴隸般使喚。新政權給予勞改犯兩個選擇，在釋放滿一年後，可向居住地政權或工作單位，提交恢復公民權申請。阮先生選擇後者。教育局把審查的重擔直接交給基層，即是在學校的系裡進行，再由學校呈交教育局批示，最後由郡長核准。

阮先生非常擔心，開審查會前一天，來校務處找我，緊張低聲問我他是否能順利過關？向我訴說他的遭遇時更是哽咽落淚。我才知道他的妻子在他勞改期間改嫁，兒子則由他母親照顧。新政權把阮先生歸類為藏在教育系統裡的情報員。

工作屢碰壁 心繫故鄉兒

我安慰阮先生：「請放心，你在學校的表現，有目共睹，我相信同事們會給你好評，我一定在呈交學校的報告建議書上盡量替你美言。」不久後中越戰爭爆發，排華風潮洶湧，身為華裔，我膽戰心驚，不知什麼時候會像其他的華裔教師一樣，突然間在半夜消失。我深諳樹大招風的道理，這時候我的單車湊巧被人偷了，就以失去交通工具為藉口，辭去自然科學系系主任和進修班的教職，遠離權勢以避風頭。

阮先生是2008年美國政府人道行動(Humanitarian Operation)接收來美國的最後一批舊政權軍政人員。他入籍後改名Daniel，由於年紀大又英語不佳，到處碰壁。他做過餐館、成衣廠、超市、汽車旅館，不是被同事排擠，就是被老闆嫌棄遲鈍，沒有一處能工作超過半年。去年職業介紹所見到他曾在學校工作過，推薦給學區當校工，就這樣來到我的學校。

我和阮先生偶爾在校園碰面，我仍習慣用越語稱他阮老師。他似乎不太願意和我交談。漸漸地，也許他感受到我的誠意，有時中午小休時也來到我的教室一起吃午餐。我問他為何吃的都是學生飯廳裡的東西？他告訴我，在勞改營時，除批鬥的精神折磨外，天天都是餓著肚子在叢林沼澤勞動，能幸運碰到老鼠、蛇、蜥蜴、蚯蚓等，那是補充體力的天賜美味。現在打掃校園，見到有些學生領了午餐，卻原封不動到處亂丟，他不忍暴殄天物，就回收放在冰箱留到第二天自己吃。

阮先生來美國那年，孩子已成年不能同行。孩子小時，他在勞改營，沒有機會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一直覺得虧欠孩子。他非常節儉，每月把錢全匯給孩子。我見他愈來愈瘦，臉色蒼白，問他：「你沒事吧？」他苦笑：「看醫生了，沒事。」然後就顧左右而言他。

癌逝留字條 謝保住尊嚴

一個月前，一天放學後，阮先生突然穿得特別整齊，來到我的教室問我：「我想和我的孩子面對面視頻通話，想借你的教室一下。」「Facetime嗎？可以，你請便。」他四處張望，然後對我說：「我想站在你的黑板面前和孩子講話。」

他高分貝對著手機講話，我沒刻意聽他父子倆的對話，但似乎聽到他說他在學校工作，還說這是他的教室。

整個星期沒有見到阮先生，接到學區的訃聞電郵，才知道他是癌症末期走了。維修總監來找我，遞給我一張字條：「我去醫院看Daniel時，他寫了這便條給你，我現在才記起。」我一看，歪歪斜斜幾行筆跡乏力的越文。

「黃主任：

不管是出於習慣或同情，你一直稱呼我為阮老師，雖聽來有些諷刺可笑，我還是要感謝你。在越南，我因勞改而失去了尊嚴自由、社會地位，甚至妻子。到了美國，自負和落伍又使我難以適應競爭激烈的現實，我更因自卑，一直不敢坦白告訴孩子我的處境。謝謝你借給我教室，讓我在孩子面前，留下一個尊嚴的形象，了卻我這最後虛幻的心願。

阮文民」

讀著阮先生的留言，我不勝唏噓。同是天涯淪落人，同病相憐，我理解他自欺欺人的苦衷。當年我以難民身分赤手空拳來到美國，幾個月後雖通過了教師執照考試，卻因美國和越南斷絕邦交，不能把西貢大學的學分轉過來，申請執照的文件因而半途擱置在學區沒有下文。不如意的工作令我沮喪、失望、消沉、自卑，但我不甘心就這樣渾渾噩噩地活下去。

還好我比阮先生早來美國20年，年輕就是本錢。我硬著頭皮重回大學修課，半工半讀從零開始。同班同學中，有幾個還是我在越南時教過的學生，雖然難為情，為著重新取得學位，我顧不得面子和自尊。想起當年我的同事們，因政局離開越南葬身魚腹的不知凡幾，而能夠和我一樣、繼續站在教育崗位上的更是屈指可算，比起他們，我算是三生有幸啊。

1975年4月30日越戰結束，至今剛好半個世紀，它背後遺留下不知多少哀傷的故事，歷史舞台早已遺忘了那些無辜的小角色，平凡的阮先生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假如沒有越戰，他的一生是否會過得如此淒涼落魄、毫無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