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苦練英語聽力戰勝「負評」 大學助教求生記
當助教是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生存之道當然是英文要好,尤其聽力要更好,還要運氣好旁邊坐著一位好心的同學,還有一位好教授也很重要。
大三暑假前,我自告奮勇去敲了陽明醫學院微生物科蔡文城主任的大門,成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轉折點。在蔡主任的實驗室當暑期工讀生,後來實驗結果寫成論文,在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年會發表,大學畢業後才有機會留在輔大生物系當兩年助教,也有了日後所有的故事。
開學後才知道不是那麼簡單
由於大學時的成績並不夠好,拿到四所研究所的入學許可,只有蒙大拿大學微生物研究所願意提供助教獎學金。當我向蔡教授辭行,他安撫我說:「拿助教獎學金頂多就是替教授改改作業和考題,沒什麼好擔心。」
中村教授 耳提面命
1985年的初秋,開學後才知道不是那麼簡單。系上安排我和一位美國女助教南希一起擔任細菌學實驗課助教,在兩間相通的實驗教室帶課,每人各負責一間實驗室。南希已經當過一年助教,熟門熟路,而且實驗準備室有兩位多年經驗的大媽擔任全職技工,準備所有實驗用的細菌和器材,助教只負責上課,比起在輔大當全職助教時仍輕鬆很多。
來自夏威夷的中村教授(Dr. Nakamura)是世界知名的細菌學權威,當年剛退休,仍留在系上擔任兼任教授。他是第三代日裔,說著幽默風趣的流利英語卻是冷面笑將,即使教枯燥的細菌學,也說得如脫口秀引發全課堂大笑不斷,但他仍然滿臉嚴肅,最多偶爾嘴角微微一揚。
開學前的周六,他請我們到他的別墅喝下午茶。很誠懇又有點似笑非笑地斜著嘴角提醒我,「絕對不能和女學生談戀愛,連曖昧都不能有!」我心想:「我不是帥哥,更何況連英文都還說不清楚,怎麼可能會有豔遇。」
每次上課時,我們讓所有學生先聚在其中一間實驗室,花十幾分鐘講解實驗內容、步驟及注意事項等等,然後學生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實驗桌,做實驗或用顯微鏡觀察。
第一次上課先由南希主講,我在旁邊觀察。隔周輪到我上台講解,三天前我就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英文句子、問題和答案,全部寫下來,然後背起來。那天站在講台上,看著台下清一色白人學生,緊張得心臟快從嘴巴跳出來,滿頭大汗地講完背得滾瓜爛熟的課前解說,十分鐘好似十年,我也不確定他們到底聽懂了沒。
學生說話太快 聽不懂提問
美國學生從小養成不懂就立刻舉手發問的習慣,每堂課舉手者此起彼落。面對這群多數是大二的學生,講話速度像機關槍,比 ICRT電台的DJ說話速度至少快兩倍,我很有壓力。實驗開始後,有一位漂亮女生舉手發問,她說話的速度太快,我走到她的座位旁,還是聽不懂她的問題,只好說:「對不起!」她用同樣的速度再問一次,我愈緊張就愈聽不懂,只好再說一次:「對不起!」沒想到她很不耐煩地擺擺手:「啊,算了!」
她的反應讓我面紅耳赤地愣在那裡不知所措,還好旁邊坐著一位叫喬伊的學生,轉頭把問題放慢速度再問一遍,我立刻聽懂,順利回答了她的問題。漸漸地,學生們也發現只要我聽懂,所有問題都難不倒我,對我也愈加友善。
那位喬伊比我還大幾歲,當時是在職進修,已結婚有兩個小孩,所以非常有耐心,也對我特別友善。他還請過我去他家吃飯,帶我到山裡,用他的來福槍打靶,還讓我騎他的重機兜風。
出國前曾密集補習英文,但是聽力無法靠惡補進步,我就強迫自己隨時聽ICRT電台,反正聽不懂也不會影響作息。大約三個月後,第一個學季還沒結束,我就發現聽力愈來愈好,已經聽得懂收音機傳來的英文,但無法在讀書時開著收音機,那會讓我分心。
第一學季結束後,拿到學生的評鑑表,南希對我說:「三十幾個學生只有一個負評,不要難過,這種學生的成績通常本來就不好。」那也是兩年裡得到的唯一負評。
第二年我成了老鳥,和我一起帶課的新研究生尼克沒有實務經驗,他那邊的學生有問題時常會過來叫我:「九里安,幫我看看。」我也更受老美學生的歡迎。
美國人上大學父母多半不幫忙,大學生靠學貸或打工付學費,記憶中極少碰過上課很混的學生,況且實驗課的分數沒有必要那麼嚴格,給分寬鬆且公平,可以少很多麻煩,也算是我領悟的訣竅。後來一位高大帥氣的美國研究生同學私下告訴我,有女學生暗示如果給她高分可以獻身,可是這種事永遠輪不到我。
1987年,透過蔡教授的安排,暑假替中村教授在台灣北中南三地安排了一系列的研習講座。儘管我無緣當他的門生,但一直保持聯繫,畢業多年後我還帶著妻回去拜訪他,寫此文時才注意到他在2003年因糖尿病過世,至今竟已整整20年。
回想初到美國,語言造成生活上的壓力,人際間關係也充滿著挑戰,卻是人生中最充滿期望的日子。而今,這些只能回味的往事,記錄了那種興奮強壓過緊張的心情,點滴仍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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