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卒友／逃港知青的「卒二代」：我站在長輩肩膀上

初夏的4月30日，天陰陰、雨濛濛，百多名古稀老人，佇立在新澤西州恒福陵園「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前默哀悼念難友。碑上刻的是346名以生命博取自由而不幸遇難的年輕人的名字。半個世紀前，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一批批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被迫離鄉背井、告別親人，冒著死神的威脅，奮勇地逃離大陸。他們翻山越嶺，沿山路、水路偷渡逃到香港 ，這塊當年被大陸人視為「自由燈塔」的英國殖民地。

翻山越嶺逃到香港

這些人自稱「卒友」（中國象棋中有一著叫「督卒過河」，而「卒」的走法，只能向前不能向後，意味著他們下決心冒死向前而不會後退），都是在1968年左右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簡稱「知青」）。他們到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目睹貧窮落後愚昧野蠻的真實狀況，才警覺中共宣傳的虛偽性以及社會主義的反人性本質，從而滋生「走第二條道路」的選擇摒棄專制、走向自由。

他們之中，很多人成功了，卻也有不少人失敗。成功的卒友，在自由的土地紮根，白手興家，譜寫了「自由的人 + 自由的制度 = 結出豐碩成果」的勵志篇章。在這些卒友當中，有人「從只穿一條底褲上岸」發展到富甲一方的例子不在少數。可是在奔向自由的過程中也有不少人遇難，或墜崖、或淹死、或被解放軍民兵槍殺、或被野獸毒蛇鯊魚吞噬。無論成功或失敗，這些卒友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對共產主義制度的控訴和唾棄。

在當日的拜祭活動中，很多卒友帶來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讓後人銘記前輩以生命換取自由的悲壯歷史。一位「卒二代」、在紐約當律師的劉宇曦發言說：「今天我能站在這裡——美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度，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是因為我站在長輩的肩膀上。」

「上世紀下半葉，我的長輩一代正是對未來懷著美好憧憬的熱血青年，他們有著要為國家出力、為更美好的生活而奮鬥的壯志豪情。」劉宇曦接著說：「可他們萬萬沒想到，他們對理想的追求被國家機器專政破滅；他們更沒想到，國家機器對他們的個人也要實施專政！更難以想像的是，他們連人生最卑微的訴求『活著』，也難以實現，所以，他們不惜投奔怒海，以命一搏！我的長輩和許許多多與他們同代的年輕人一樣，為了自由幸福，面對無情的子彈、兇狠撕咬的狼狗、嚴寒徹骨的海水、嗜血的鯊魚……用生命博取自由，奮不顧身地游向一個未知的未來。這是何等的勇氣，何等的決心，也是何等的悲壯！我的長輩幸運地擺脫了那個黑暗，也正是因為有他們當年的勇敢、決心以及成功，我今天站在這裡，呼吸著這裡的自由新鮮空氣。」

他說，他的長輩們終於實現了他們的夙願：在自由的土地上立碑，紀念當年的同伴。他們又一次證明：「國家機器可以專政肉體，但不能泯滅人性。」

遇難者見證共產災難

石碑上每一個名字，都是對中國共產主義災難的最有力的見證和控訴，雖然每一個遇難者在哪個瘋狂的年代裡都是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正是他們的犧牲，為中共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提供鋪墊，方能扭轉歷史。這些「小人物」就是促成這個轉變的大英雄。

從「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筆者想到的是將來更需要建立一座「中國共產主義災難紀念碑」。整個20世紀是人們見證共產主義興起、衰敗、最終在蘇聯滅亡的過程。所謂「十月革命」之路，是一條血跡斑斑、白骨累累的道路。很多共產主義國家都出現嚴重的殺戮、非正常死亡等人道主義災難。

2019年筆者赴歐洲採訪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的時候，走訪了所有前蘇聯集團國家，發覺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建立了「共產主義災難博物館」（具體名稱各國都不同，但性質內容一樣），藉以警惕後人慎防共產主義捲土重來。當時筆者就覺得，中國更應該建立這樣一座紀念碑或博物館，因為相比於歐洲前共產主義國家，中國蒙受的苦難是最嚴重的。

從1949-76年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3500萬人，是眾多共產主義國家中死難最多的一個。正如歐洲各國的博物館、紀念碑要待其共產政權滅亡後才能夠建立，中國的也如是，沒有共產黨的滅亡，博物館也好、紀念碑也好都是無法建立的。

雖然如此，我們不妨從細入手，為每個運動的死難者都替他們立一個碑。早幾年，加州的陳維明先生在他的「自由雕塑公園」裡就立了一個「六四死難者紀念碑」，刻上「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收集到的遇難學生名單。香港的武宜三先生收集了不少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知識份子名單，他日若能夠把這批中國知識份子精英遇難者的名字刻上石碑上，那又是一座歷史慘劇的見證和控訴。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人們以建碑的方式來悼念亡友、警醒世人，這不僅是體現人道主義對生命的尊重，更是暮鼓晨鐘警惕後人不能犯同樣錯誤。但是在一個非正常社會，這種卑微的訴求卻被中共當局視為洪水猛獸。

建碑及「五一拜祭」，最早在2014年由身在香港的卒友發起，邀請流散海外各地的卒友來港參加。他們把刻有「越山越海越界  越海英靈永存」的一座細小只有三尺見方的石碑，安放在香港吉澳島（即當年最多卒友游過大鵬灣後登陸的地方）一處荒灘上，原擬每年來此拜祭亡靈。

在港拜祭 日漸低調

沒想到這個純粹人道主義的訴求，在中共眼裡卻成為眼中釘，因為它提醒人共產主義的非人道本質。在中共的壓力下，吉澳村方面表示不方便他們去拜祭。很多人就意識到早晚有一天他們將不可能再在香港進行拜祭活動了。果然，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悼念活動變得只能夠再低調，於是就催生了在美國的自由土地上繼續建碑紀念的活動。

在恒福園的第二塊石碑刻上逃亡香港的粗略路線圖、巍峨的梧桐山及巨浪滔滔的大鵬灣，都是卒友們要克服的險阻。刻在石碑上的路線不可能精準詳細，但意念十分清楚：條條小路通香港，並以香港為終點，可見香港在承載民族災難的過程中擔當的重要角色。

事實上香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直在扮演這個重要的角色：就是為中國大陸的苦難同胞提供一道太平門和避難所，使大陸人民在暴政肆虐下還有那怕是一丁點的希望和機會逃出生天。

得益於香港為英國殖民地，使內地的暴政不能延伸至港，所以香港很早就成為大陸政治難民的避難所。從太平天國時代（1860年）開始，這個角色就一直延續到今天。1949年中共奪權之後，更在全國掀起幾波大規模的逃港潮，根據研究逃港潮的先行者陳秉安先生的研究，從1951年到1979年共有四次大規模的逃港浪潮，他們不單是政治難民，更多的是經濟難民，吃不飽穿不暖，處於赤貧狀態，冒著生命危險，從全國各地千辛萬苦逃來香港，不外就只求一頓安樂飯而已。

《國安法》後，此情不再。香港不但失去作為大陸政治難民避難所的條件，反而製造出香港版的政治難民，我們要祈求全世界民主國家收容香港的年輕學子，這個功能的逆轉，是香港由盛而衰的徵兆，是香港由一個自由社會走向極權社會的最好見證。

苦命的中國人老在逃避共產黨。2019年一個年輕媽媽問我：「為什麼我一家三代在過去幾十年都要不斷移民來躲避共產黨？」她祖父1949年走難來港，她父親1997年移民加拿大，現在輪到她也要移民離開香港。這個問題的答案大家都知道，只是我們沒有力量和決心扭轉這個宿命。

認命、避共 第三條路？

知青當年抗爭之路有二：一是爭取「回城」，也就是「認命」，乖乖地回歸固有制度；二是「逃港」，即所謂走「第二條道路」。為了扭轉幾代人都要移民避共的宿命，難道就沒有第三條道路即：「推翻中共，結束暴政」可走嗎？當年知青們死都不怕，甘冒生命危險投奔怒海擁抱自由，這股精神完全可以用來開闢第三條道路，從而擺脫宿命的。

今天我們看到的又是一幕幕逃避共產主義災難的場景。最近新聞揭露的是很多中國人「走線」偷渡到美國的故事。他們有些人為逃避共產黨，萬苦千辛地從中南美長途跋涉跑到墨西哥邊境準備偷渡進入美國。他們的辛酸故事與當年知青逃港的不遑多讓，逃難真的是我們中國人的宿命嗎？是時候我們要多考慮第三條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