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江青掏心告白 我的母親 我的定心丸

母親已過百歲了！活過了有歷史、有故事、有晴雨風霜、有喜怒哀樂的年月，人生的閱歷和歷練造就了她的淡定、睿智、堅韌、容忍、大度。 

我今年也77了，步入老年才意識到眼下我沒有人生大計、也沒有時間表，人生的甜酸苦辣也都嘗試過了，目前想看的、想做的、想聽的、想寫的都由興致所致、隨心所欲即興決定。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我有顆定心丸——我的母親。

回想起來要從孩童時期述起：我五歲時由國潤幼稚園直升國潤小學一年級。國潤是上海虹口區私立小學，創辦人是我外公巫惟潤，校長巫惠淑是巫家長女——我的母親。 母親一直沒有教過我班上的課，只有一學期她要給請產假的老師代課，在我班上教「自然」。學校的期終考試要到了， 我拚命在家溫習功課，晚上困倦得直打瞌睡。母親就在燈下出第二天自然課的試題，她假裝沒看見我。照顧我的姨婆（外婆的姊姊）看我熬夜熬得辛苦，就勸媽媽把試題先給我看一下，結果她不但不答應，反而對我說：「即使我給你看，你也不應當看。作弊是不誠實的行為，念書不是光為了分數，將來得益是自己的。」

第二天自然課期終考，我考了全班唯一的滿分。班上同學懷疑我在考前作了弊，當面冷嘲、背後熱諷，我有理無處評，因為一評理就要我母親作證。我無故受冤屈，只好請求母親不要到我班上來教課，這點要求她也沒答應，說：「只要自己行得正，不應當理會別人怎麼想，問心無愧就好！」母親要我心安理得，是記憶中最早嚥下的定心丸。

1954年外公被捕，此後，母親被罷免校長職務留校任教，左鄰右舍以及同學似乎都在議論，那種神祕的表情、壓低的聲音、指點的手勢，對我是一種壓力和羞辱。外公定罪「歷史反革命」判十年監禁，上小學的最後兩年，我嘗盡了抬不起頭、直不起腰，比旁人低幾等的滋味。回想十歲時， 我那麼急切地要「逃」離我酷愛的上海去北京舞蹈學校住讀，就是因為「逃」可以使我甩掉那沾在我臉上的污點， 抹掉那刻在我心上的疤痕，擺脫掉那令我感到羞辱的環境，在北京舞校的新環境中，我將又可以抬頭、直腰，一身清白。

10歲習舞 17歲登大銀幕

為了我十歲要離家，家裡召開了大家庭會議，在眾口一詞反對的情況下，母親要我表態：「大家的意見她都聽到了，還是看小青自己的意思決定罷。」我愧疚地低下頭說「我要去北京」，「好！」母親輕聲地說。

1956年初冬，母親帶著兩個弟弟到北京來看我。離京不久，十分意外地收到了她由香港發出的家信，信中語重心長道出促使她最終選擇到香港定居的原委，並說她來京的原意是準備帶我一起到香港與父親團聚。她說，令她改變初衷的原因，是覺得舞校教育環境使我獨立，各方面都很「健康」，將來去留香港的問題應當由我自主決定。

1957年暑假時，我去了香港探親，令我吃驚的是整個香港沉淪在一個單字中——錢！「錢」在香港就是太上皇，為了「錢」，人人在掙扎、忙碌、奮鬥、下賭注…難道人生的目的就是為了錢和物質享受？可以感覺到母親完全理解我對香港的「厭惡感」。當年香港沒能留我多住一天，學校開學前幾天，母親帶著弟弟們一直陪我到廣州，送我上了京廣線的直快車。我吃下定心丸後躺在臥鋪上，列車在京廣線上隆隆地對準了目的地向前奔馳。

我在「往時、往事、往思」書中，「兩鏡之間」一章中這樣寫：

16歲那年，離開了北京舞蹈學校教室中那些熟悉的大鏡，照不著自己，我失落了。在舞校六年以來對鏡練舞，已由習慣成自然。在鏡中，我看到了重心的正與斜、動作的優與劣，只要緊盯著鏡中看，我就能穩穩地掌握住平衡。一念之差，最終迫不得已為弟弟們出國留學的前途，而答應留在香港，照不到大鏡我迷失了。母親看我對一切採取自暴自棄的態度，苦口婆心跟我談 ：「你才16歲，要學什麼都還不晚，對自己的將來有什麼打算呢？」「哪有什麼將來？」我怨恨自己無力掙脫血緣和親情這些傳統的道德觀緊箍在我脖上的枷鎖，為此犧牲了自己的「將來」——舞蹈。

1963年，加入李翰祥導演成立的「香港國聯影業公司」，編舞兼主演黃梅調影片《七仙女》，使我從此「入鏡」上了銀幕。

第二部由我任女主角的黃梅調影片《狀元及第》，仍由李翰祥執導。台北上映的頭一天，打破了有史以來中外影片票房收入最高紀錄。「國聯」後台是新加坡「國泰」機構，國泰想打鐵趁熱，邀我隨《狀》片去星、馬地區登台演出以擴大聲勢。當我知悉李導演同意了國泰的計畫後，十分惱火地去辦公室找他，他面有難色，無奈「國聯」經濟上依賴「國泰」，最後，我向公司提出條件，母親要隨我同行， 國泰馬上同意了。 有母親同行「定心壯膽」，1965年底開始在星、馬「南征北戰」。

75天的登台演出行程中，每到一地，全照慣例安排了影友俱樂部歡迎會、記者招待會…永遠是同類、無聊、乏味的問題，自小深知自救的重要，於是安排在演出期間和母親一起遊山玩水尋開心。後來在吉隆坡演出時，發現有一位很好的印度舞老師，在母親鼓勵下，立刻學起以往沒接觸過的印度舞。對我，隨片登台是一種時間浪費，如果能學些有趣而有益的知識，也是一種補償。每次學舞時，母親在旁拍了許多照片，幫我記錄下舞步和要領。

回想起來，這好像是我年輕時跟母親日夜相處的最長一段愉悅時光。

20歲閃電結婚 嘗苦果

登台結束回到台灣，當年或許是鬼使神差，我20歲閃電結婚。父母在香港從媒體上得到號外消息後震驚不已。昏頭脹腦的我竟然完全不作解釋，直到第二年春天、產前三天，因為無錢付住院產費， 只好匆忙回香港娘家。不記得當時怎麼撒的「謊」？應當是推說投資生意周轉不靈，因為我後來幾年包括抵押父母房地產，都是用同樣的託詞。在我危急時父母沒有多問一句話、一個字，送我到香港養和醫院檢查生產；產後我留在娘家坐月子，有母親陪伴照顧當然心定，但當時我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不敢吐露半點實情，就怕父母傷心。

從小好強、要面子、任性，完全理想化的愛情婚姻觀讓我吃足了苦，但為了孩子只得認命。痛苦的婚姻、繁重的家務使我疲憊不堪，尤其是望不到頭的債務——積壓下來的賭債和欠下的片債 ，從第一天結婚起，我沒過過一天不是負債的日子，當然必須承認 「惡果」是自己栽培出來的。

出逃赴美 母親日夜守護

1970年，母親知道我已簽字分居、帶著三歲兒子生活，就從香港到台灣來照顧我。結果，前任為了怕離婚真相暴露，會毀壞他的名譽和事業，竟挾持自己的兒子作人質，上演了那場自編、自導、自演、蓄意製造成由於第三者介入，導致婚姻破裂而轟動社會的緋聞。驚恐、苦澀、屈辱、心寒、 絕望…我到了要完全崩潰的地步。為了不使自己被打得趴在地上，決定「逃」生——出鏡、出境。走前父母驚異發現，在我主演了29部影片之後，竟然沒有能力購買一張赴美單程機票。

母親日夜守護、開導我，但具體她講了什麼完全不記得了，也許當時在極度沮喪中什麼都聽不進，隱約知道她去過俞大綱老師家尋求意見。後來俞大綱老師給我的信中提及：「妳的媽媽也有信來，我覺得妳的媽媽真是個偉大的女性。」最令我不忍的是，眼見母親由於壓力、困擾、失眠，一天天消瘦下去，在我離開台灣前十天中，她體重竟掉了30磅；上機前我對父母無限歉疚，說了我這輩子對他們說的第一次「對不起」！

到了美國洛杉磯，從擁有事業、名譽、家庭、孩子，變為一文不名、一無所有，對這種滑落的速度和殘酷冷漠的現實，我心理上毫無準備。母親每周給我寫好幾封長信，字裡行間無盡的愛和理解盡在其中。一開始她勸我散散心就打道回府，一切從長計議，後來看我沒有回心轉意的可能，就鼓勵我振作前行。

這些信就像一顆顆定心丸，一段時間後，我決定周日白天學英文，晚上和周末寫有關《中國民族舞》，記錄舞校習舞經驗，這樣可以將我的時間和腦子填滿。母親接到我的信後沒多久，就寄來她一本又一本、親手抄寫的舞蹈資料，在手抄本中，她連許多舞姿圖解及舞蹈隊形都照描了下來，每本書中都凝聚了母親的關愛、心血和她的期望，在人生低谷時，對我的策勵是難以衡量的。

1971年春天，加州長堤(Long Beach)大學邀我作一場中國舞示範演出，我把這個喜訊告訴 了母親，她忙得比我更起勁，按照我的要求找音樂資料、製作服裝；我正在寫的《中國民族舞》中的一些章節，此時也派上了用場，作節目介紹用。正是這場演出，我幸運地得到了柏克萊大學的教職。

1973年春天，為搞創作和學習現代舞，我搬去了紐約，在紐約亨特大學舞蹈系半職工作，利用大學的舞蹈教室和學生，想在紐約開舞蹈發表會，得到了「紐約華美協進社」的支持。舞蹈晚會大部分節目是為紐約的首演而編排，共十位舞者，道具、服裝都需要製作。母親根據所需，出錢出力在香港定製了一批，其他根據需要在紐約設計製作，從籌畫到公演，用了半年的時間。

1973年11月7日，逾1000座位的紐約市會堂座無虛席，次日《紐約時報》等媒體對演出評價甚高。本來我毫無自組舞團的計畫，但現在有水到渠成趨勢，於是決定成立「江青舞蹈團」。

創建舞團 母巧手製簾幕

租下了蘇荷（SOHO）舊倉庫作舞蹈工作室和家，後又改建成可以表演的實驗小劇場。母親為了支持我，經常由雪梨飛到紐約，還買了架縫紉機，從給演員量身，到一件件縫製演出服。寫到這裡，我彷彿可以看到她在燈下，縫紉機前的剪影。

記得同條街上有家布料店，碎料非常便宜，我們經常進去淘寶。一天我在蘇荷逛畫廊，發現有一堆黑布料扔在製衣廠門口的人行道上，每幅至少單人床單那樣大，馬上想到可廢物利用做幕簾，於是趕緊回去拿推車，幾次來回就將整堆布料推到了工作室。母親當時在紐約，就又借用她那雙巧手，幾天後，整幅牆的大鏡需要消失時，可用黑簾子拉上遮起來，另一端的白牆也是同樣處理。這一來連舞台底幕全有了，況且還能有黑簾和白牆兩色可選。加上燈光設施和觀眾席後，建成了可以容納50位觀眾的實驗小劇場。實驗演出訓練了我能把作品的弊病看得更客觀透徹些，給我在創作上壯了膽，短時間內編出了不少新作品。

丈母娘喜得佳婿

俗話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歡喜。」母親從來沒有跟我提過要找什麼樣的人託付終生，因為她清楚知道我經過荒謬痛苦的四年婚姻，匪夷所思的婚變，不想重蹈覆轍。1976年，她第一次看到比雷爾，就誇獎比雷爾是個坦蕩誠實的人。對他印象頗佳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上海人稱「毛腳女婿」，意思是手腳很勤快，比雷爾主動幫忙家務，給我的工作室換燈泡、修桌椅，廚房裡也跟我分工合作，丈母娘看這麼勤快的男人，又把我寵成寶，當然細雨無聲的歡喜。

1984年秋天，我產期前一個月母親來瑞典，在我產後又多待了一陣子，漢寧滿月後我們就搬到島上去了；外婆看到外孫，寶貝、寶貝叫個不停，比雷爾學了這個中文暱稱，也叫兒子寶貝。比雷爾喜歡大自然，在島上忙著砍樹劈材、撒網捕魚，正值那年松菇豐收，母親每天歡天喜地的採摘，比雷爾忙著去偽存真，我們一起清理晾曬蘑菇，收魚網清理網和魚，母親也樂在其中，至今回想起來，應當稱得上是最幸福的時光！

我的第一本書「往時、往事、往思」於1991年秋天出繁體版，那時我不會拼音打字，也不會用電腦，一路往下走就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手寫——「爬格子」。母親不知道從哪裡給我買到了打方格的稿紙，原因是我習慣手舞足蹈，寫字也如此，很少人看得懂我龍飛鳳舞的字跡，母親想，格子可以約束我的壞習慣，但結果還是讓人看得一頭霧水。只有母親看得懂我的字，所以幫我謄寫，外加改正我的錯別字和標點符號。書出版時近350頁，在寫的過程改了又改，重新調整段落一遍又一遍，前後兩年中，母親不離不棄的反覆謄寫，沒有怨言，只有勉勵再勉勵。

父親1994年秋天因腦溢血去世，母親不想獨自住在紐約皇后區森林小丘的獨棟洋房中，商議後，小弟一家四口搬到森林小丘，母親則搬來蘇荷。當時漢寧開始在瑞典上學，我在紐約的「江青舞蹈團」已結束，開始自由編導工作，因此我絕大多數時間是在瑞典。偌大的工作室改裝成公寓，反而母親是主人，我們成了訪客。

家人出遊 必邀母伴

父親在世時，因為體力和「不隨和的」個性，很少外出長途旅行，現在母親可以自由行動出去看世界了，比雷爾是個孝順女婿，母親也永遠是我們姊弟四人的定心丸，長久以來她既有功勞也有苦勞，好像一塊磚頭，哪裡有需要她就搬去哪裡。我們有了任何旅行計畫，都自然而然囊括進母親，我們一起旅遊了許多國家，她隨遇而安、而樂，對不同的風俗景色都充滿好奇，對不同的食品也喜歡嘗試，所以有母親參加的旅遊，大家都興致盎然。

2008年秋天比雷爾辭世，母親過於悲傷無法來瑞典參加葬禮，弟弟們來了。我和比雷爾相識、相守整整33年，堅實的大地塌陷了，一旦腳下懸空，頓時吊在半空晃晃悠悠地失去了方向。辦完後事，我隻身去了紐約，年底和母親一起搬入曼哈頓下城金融區的公寓。雖有母親相依為命助我排憂解愁，但自知之明告訴我必須去找一件具體而又值得去做的事來做，搞舞台創作自知無心無力，左思右想，似乎將舊作整理出版「藝壇拾片」是個比較切實的好主意。

2010年我們姊弟四人和母親一起去西班牙巴塞隆納度假，正在興頭上，接到紐約來的長途電話，說母親在曼哈頓申請的老人公寓已經批准了，如過時不確認將予以取消。母親喜出望外，我馬上問：「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妳何時申請的？」「不記得了，我只是覺得我們在互相遷就，能各自為政最舒服。」我無言以對，「不是嗎？我們各自非常獨立，也各自有自己的朋友圈，看的電視節目、作息時間、飲食習慣也不盡相同，真的長期住在一起，能避免摩擦嗎？」知女莫如母，原來母親有先見之明，把我摸得透透的，這段分析說到了節骨眼上，也說到了我心眼上。不得不佩服母親對人性、人生處境通透的理解。

從此我們各有了自己的窩，但距離不遠，從我處去她東村的公寓搭地鐵快捷，步行半小時就到，母親依然風雨無阻每天去老人會打麻將，午飯後拿了報紙散步到我家坐一下、聊一會兒，有時約在中國城碰頭，一起買菜、下館子…似乎母女關係又進一步，成了亦母亦友。

「藝壇拾片」出版後，我嘗到甘甜和重要，從此我筆耕不斷，而母親永遠是我文章的第一個讀者，不言而喻她的反饋和嘉獎給了我莫大的動力。

母老後 不讓自己變負擔

發現母親在變老的路上，越來越將世事看淡、看開、看空，生活上依然依照不需要假他人之手的事，絕對自己動手，怕自己身體不好會拖累孩子們和周邊親人，所以格外注重食品健康，有規律的生活、鍛鍊和散步也是她每天不可少的運動。

近年來她也一直處心積慮在生活上做減法，一切不動聲色在進行，譬如把衣物整理出來，分發給她認為合適或有需要的人；一些屋中的裝飾紀念品也整理好分贈出去，絕對不添購家具；戴的耳環、手表、項鍊等等，是誰送的，她記得一清二楚要完璧歸趙，自購的她就找理由送生日禮、聖誕禮、婚禮，一樣樣送出去。客廳和臥房中基本上就是掛了家人的照片。

2020年3月初我在羅馬歌劇院排練「圖蘭朵」，由於義大利新冠疫情日漸囂張，歌劇院在上演前一周突然宣布停排。兩天後，我像一個洩氣的皮球回到斯德哥爾摩，一邊憂心忡忡兒子在一線急診室工作的安危，瑞典實施佛系「不封鎖」防疫政策，人均死亡率曾冠居全球，疫情一開始他就病了，只要不發燒，又得回醫院繼續工作，他不能跟我接觸，令我在驚恐中無所適從。

而大西洋的另一端，母親在高風險年齡段，又居住在高風險的養老公寓中，老人會的所有活動一概停止，親友也不許進出養老公寓探訪她，每天跟母親通電話，她重複同樣的話：「我蠻好，妳放心！漢寧怎麼樣？」

在方寸大亂時，意識到眼下必須孤獨面對困境，用自療、自救的老「藥方」——把自己釘在桌邊埋下頭，寫！寫作帶來的靜、淨、境，使我在疫情期間出了三本書，反而是我文字創作生涯最多產、密集的一段時光，經驗了一段人生中最高級的活法，獨處！

不料，2021年2月中旬接到二弟江山打來的電話，語氣極度焦躁不安：「媽媽完全有氣無力，剛剛在浴室裡摔了跤，妳不要後悔啊，如果妳再不回紐約來，萬一有意外發生」，「啊！我立刻回紐約」。

到紐約須先隔離，然後有了打疫苗證件後才准許進養老公寓，當時要拿到打針的預約難於上青天，我四處託人，結果好友Tina日夜替我在網上搜索，終於看到布魯克林一偏遠處可預約三天後打疫苗。養老公寓查了我證件後放行，可以用「悲欣交集」來形容與母親再相見那一刻的心情。

此後，每天我都去母親家「請安」，燒點可口小菜帶去，坐一坐聊聊家常。一段時間後，眼見她浮腫的腿漸漸消腫了，蒼白的臉上開始泛出光采，笑容替代了愁眉苦臉，又可以扶著牆在走廊上慢慢來回走一走。日子過得淡泊寧靜也極單純，唯一的希望和目的是如何讓母親的身體康復。半年下來，她的健康幾乎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況，眼見母親又開始活得起勁啦！

101歲 此文獻最愛母親

淑平(余英時先生太太)跟我隔三差五通電話，每次總是問：「定心丸怎麼樣啦？」知道她平日喜歡開玩笑，這是她尊敬我母親的暱稱。她清楚知道在我人生每次轉身、換跑道，母親的給予、付出、支持和無私的愛都難以衡量，我不只一次的告訴她：「我很幸運，無論我怎樣『胡作非為』，都依然有位無條件愛我的母親，否則無法想像我如何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跨越人生的坎兒。」

去年春天母親身體逐漸恢復後，隨著疫情解封，我必須回歐洲，先完成羅馬歌劇院兩年前未完成的「圖蘭朵」排演，然後去瑞典等待漢寧第二個孩子的誕生。向淑平電話中話別時，她笑說：「其實妳也是母親的定心丸，不是嗎？妳一來紐約，她就痊癒啦！」

一直想寫母親，但文章的題目頗費心思，母親已經入了什麼事都看淡、看開、看空的境界，用恢宏、高大上的字眼，似乎不適合她的脾性和行事作風。唉！靈機一動就借用淑平一而再三的暱稱——「定心丸」作了文章標題。

今年陰曆3月19日(陽曆5月8日)是母親101歲生日，母親欣慰的是兒女四人健在，四代同堂又能圍繞膝下。

此文獻給母親，作為即將到來的生日禮。

(因篇幅關係，此為縮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