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房到客廳 她們在孤獨裡學會當母親

這是世界日報與南加州大學Annenberg健康新聞中心，合作完成的「2025 Impact Fund for Reporting on Health Equity and Health Systems」專案之一。歷時五個月的採訪，記錄南加州華人新手媽媽們在生育與產後的真實經歷。本文聚焦醫療、托育與心理健康等普遍挑戰，呈現她們在現實壓力下摸索與堅持的故事。

當王莉莉（化名）懷著七個多月的身孕，在深夜與丈夫翻越美墨邊境的山谷時，她以為那已是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幾個月後，在南加州的產房裡，她卻迎來另一場考驗——麻醉醫生因臨近下班拒絕施打麻醉，她只能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忍受分娩的劇痛。

然而，這只是漫長挑戰的開始。抵達美國後，她對醫療體系的陌生、對語言的無力，與漫長的育兒日常交織成一種無形的壓力。沒有親友，也負擔不起托育，長期的孤立與壓力讓她幾乎忘了自己曾經的樣子。

儘管王莉莉作為無證移民的身分特殊，她的經歷在南加州卻並不罕見。從醫療的不確定、昂貴的育兒支出，到缺乏支援的家庭環境與心理壓力，這些挑戰以不同形式出現在許多華人新手母親的生活裡——無論是剛抵美的移民，還是已在此安家的中產家庭。

在診所與帳單間奔波

懷孕與生產不僅是身體的挑戰，更是一場與健保公司、醫生、醫院的長期博弈。

在加州生活12年的陳芬表示，「仍對美國的醫療體系一知半解。」七年前，她第一次生小孩時選擇了綜合性大醫院，卻換來一路失望。陳芬說，她被要求頻繁預約，卻難以固定同一位醫生；候診時間非常漫長，問診也常草草結束。「護士態度很冷淡，甚至在產房裡拿『中國人不知道自己血型』開玩笑。」陳芬的妊娠高血糖在後期沒有被追蹤檢查，彼時疲憊又焦慮的她也沒精力再追問。

2020年疫情期間，陳芬懷上二胎。她和丈夫雙雙失業，只能申請白卡(Medi-Cal)。出乎意料的是，白卡的使用體驗比之前的商業保險更順暢。「除了找醫生要花些時間，因為收白卡的醫生少，其他一切都很好。」她最終找到了一位華人醫生，並在擁有許多華裔醫生與護理人員的嘉惠爾醫院順利生產。

相較之下，Emma Shen儘管擁有美國碩士學歷和穩定的經濟條件，在與醫院與保險公司周旋的過程中，仍感到力不從心。選擇了全美排名前列的醫院，卻沒得到足夠的指引與解釋。醫生的建議與用藥她得全盤接受，即便有時並不理解原因。帳單數字驚人，儘管能與保險公司交涉議價，但過程耗時費力。「我覺得很無能為力，一切都是被動的，他們讓我付什麼，我就得付什麼。」

Emma Shen最希望的，是在產前與產後能有人主動開講座，清楚說明相關費用、可用資源及產後可能遇到的問題，讓新手父母心裡有數。可實際上，她得到的唯一講座只是關於母乳餵養。產後修復、心理支持、家庭困境——這些都被忽視，只能靠朋友圈、微信群或鄰居媽媽們的經驗來填補。

誰能幫我帶孩子？

經歷十月懷胎與分娩之痛，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既是迎來新生命的喜悅，也吹響育兒長征的號角。

作為申請政治庇護的移民，王莉莉與丈夫在美國的生活是一場孤軍奮戰。她說，最初的幾個月最難熬，新生兒每兩小時醒來一次，讓她不知所措。此外，她還面臨產後沒有母乳的問題，每當焦頭爛額時，只能靠網路搜尋找辦法。

等到第二個孩子意外到來，生活更加艱難：小的剛被哄睡，大的就哭鬧要人陪；抱著小的時，大的又纏著要抱，讓她時常感覺「被撕裂成兩半」。

王莉莉曾試圖將大女兒送到日托班，但上了一周就生病，還傳染給全家。小女兒因咳嗽差點窒息。「等康復沒幾天，再去又生病，學費也要每月一千多美元，對我們家來說壓力很大。」她只能暫停日托，重新回到「一拖二」的忙碌中。

和王莉莉相似，陳芬也是近乎獨自將兩個孩子拉扯大。她的丈夫是卡車司機，一個月只在家三五天，在家也幫不上什麼忙。「他看到油瓶倒了都不會扶，」陳芬無奈說：「傳統觀念覺得生兒育女是女人的事，男人只負責賺錢。」

陳芬的公婆也住在美國，一胎時有來陪她坐月子，但兩代人不同的育兒與生活觀念充滿摩擦，相處極度不愉快，讓她立誓「再也不找公婆幫忙」。她指出，身邊許多華人媽媽若請家中長輩幫忙帶小孩，多半也會有摩擦，但很多時候那是唯一的選擇。「有錢才能請人來幫忙啊。」

從事月嫂中介服務逾十年的珍姐指出，南加地區華人育兒嫂與月嫂的日薪約在200至400美元以上，視經驗、口碑、是否住家與服務範圍而定。若僱用全職阿姨，每月支出通常超過4000美元。Illumine的報告則顯示，洛杉磯地區日托班月費約為1200至2000美元。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24年資料，洛杉磯縣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8萬6499美元。以此計算，一般家庭若將孩子送入日托或僱用專人照護，每月支出約佔收入的兩成至一半，已算沉重負擔。然而，托育成本節節上升，公共支援的腳步卻始終跟不上。

「托育是個巨大的缺口，也是家庭支出中增長最快的項目之一，」華埠服務中心首席營運官Jack Cheng表示。他指出，目前雖然有部分政府補貼與折扣計畫，但整體仍缺乏能普遍減輕家庭負擔的州級立法與制度性支持，相關政策多停留在討論或試行階段。

即便不擔心成本，要找到一個能放心託付的育兒幫手也並非易事。月嫂中介珍姐坦言，儘管南加華人阿姨資源多，但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她曾見證新手媽媽坐月子期間換了四個月嫂，「花了錢但事沒做好，生氣又傷身。」她表示，通常不到上戶很難判斷阿姨能力如何，許多華人雖持有中國辦理的月嫂證或育兒證，但這些證照很容易偽造。

除月嫂外，一些家庭會選擇在美國更常見的「導樂」(doula)，其職責與月嫂相似，但有更規範的培訓與認證。然而，導樂行業裡目前理解華人「坐月子」文化、熟悉中文溝通的從業者仍屬少數。面向亞裔的生育照護機構「Cooings Doula Care」的導樂Ruby Liu指出，這是許多美國華人家庭的困境所在，傳統月嫂更貼近文化，但缺乏標準與監管；導樂體系專業穩定，卻在文化與語言上難以匹配。

Cooings Doula Care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把華人月嫂的細緻照護與美式導樂的制度化流程結合，建立更標準化的培訓與合規機制。不過，這類高品質服務也意味著高成本，26天收費超過1萬美元，僅在部分情況下可由保險或員工福利報銷。

托育的難，不只是金錢與時間的壓力，更是孤立、焦慮與疲憊的累積。當支援缺席、現實步步逼近，許多母親只能在有限的空間裡，獨自撐起整個家庭。

無聲的重量

在記者面向南加州華人新手媽媽發起的調查中，「情緒壓力」被列為生育過程中最大的挑戰，超過經濟負擔與醫療程序。

「如果再讓我選，我可能不會想在這裡生孩子，」王莉莉說。對她而言，最難熬的是產後日復一日的孤立，沒有朋友，整天圍著兩個孩子轉；沒有駕照的她，在公交不便的南加州難以出行，精神壓力遠超身體負擔。有時她會在家附近散步吹風，看看草地，但這也是一種奢侈。

被問及是否嘗試過心理諮詢時，王莉莉只是搖頭：「我不太了解，也沒時間研究這些，熬一熬應該就過去了吧。」

Emma Shen的處境則有所不同。她並非全職母親，而是一名在讀博士生。有了孩子後，她發現自己難以在育兒與個人發展間找到平衡。「70%的精力投入在孩子身上，剩下30%很難去權衡其他事情。學業上我往往只能完成『最基本的』，感覺疲憊和力不從心。」她常對比生小孩前的自己，那時的她可以把每件事打理得井井有條，這反差讓她產生自我懷疑。

從業七年、專長產圍心理健康的諮商師聶達觀察到，許多全職在家的母親被外界誤以為「只是帶孩子」，實則長時間獨自照料新生兒，幾乎24小時不間斷，孤立感會迅速放大，對心理健康造成巨大消耗。而那些繼續工作的母親，則常陷於完美主義的枷鎖，既想在職場表現優秀，又想在家庭裡做到盡善盡美，但缺乏支持時，這樣的要求幾乎不可能實現。

除了育兒本身帶來的情緒波動，家庭內部關係的摩擦同樣讓許多新手母親感到困擾。陳芬說：「感覺身邊媽媽們的情緒來源80%是老公不給力，還有20%是婆媳相處。」

聶達引用研究指出，伴侶關係通常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的前兩年出現低谷。「新生命的到來，迫使兩人重新定義自己，」她解釋。過去只需作為伴侶，如今卻要同時扮演父母角色，這會引發不同的期待與價值觀衝突。這些矛盾若缺乏溝通與調解，便可能迅速累積成心理壓力。

她表示，許多新手媽媽在產後激素變化與睡眠不足的雙重影響下，更容易感到孤立與被誤解。「父親往往不了解母親在身體和神經層面經歷的變化，這種『看不見的差異』常被誤認為情緒化或敏感。」久而久之，小爭執會放大，甚至引發彼此防衛與疏離。

更隱性的困境，藏在文化氛圍裡。聶達坦言，華人社區習慣只談迎接新生命的喜悅，很少分享壓力與痛苦。母親們一旦吐露負面情緒，就會擔心被評判，也害怕接受心理諮詢代表自己「不正常」。

當沉默變成羞恥，創傷也不斷加深。「負面情緒沒有出口不是好事，」聶達說，「我們需要幫它講出來，同時科學地去看待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

在她看來，大眾常提「產後抑鬱」，卻忽略孕期本身就可能因激素或環境因素出現情緒波動。這些波動並不必然導致抑鬱或焦慮，但若逐漸演變成「什麼都害怕」，或長期難以與孩子建立連結，便是需要及早尋求專業幫助的信號。

門外的母親們

醫療的迷霧、托育的重負、滋長的情緒壓力，這些挑戰看似個體經驗，卻在不少華人家庭間反覆重現，成為母職之路上的普遍現實。

而在這些被看見的問題之下，仍有更多被「隱形」的部分。有人害怕身分受影響而不敢求助；有人被語言與文化隔絕在體制之外；也有人從未意識到自己需要、或有資格獲得幫助。對她們而言，援助如同遠處閃爍的燈火——存在，但遙不可及。

許多母親仍在日復一日的現實裡負重前行。她們並不尋求讚美，只盼在某個時刻，能被更接近、更溫暖的光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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