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隱蹟之書」導演雪美蓮：用影像找回失落的母語

站上金馬獎頒獎台前，雪美蓮甚至沒有準備一份完整的獲獎感言。與她同場競逐的是剛拿下奧斯卡最佳剪輯的肖恩貝克(Sean Baker)。她原本並不認為自己會勝出，尤其「隱蹟之書：重寫自我」(Palimpsest: the Story of a Name)是一部節奏緩慢的紀錄片。只有在念出她名字時，她才在手機里匆匆記下幾個關鍵字：香港、加拿大的老師、以及法國新浪潮導演艾力侯麥(Eric Rohmer)。

串起不同時空裡的名字

雪美蓮的另一個名字是Mary Stephen。在香港出生，父母皆為華人，她卻有一個西式家族姓氏。在香港，幾乎沒有人稱呼她的中文名，就連舊同學也要連名帶姓稱她為Mary Stephen。關於姓氏的探索逐漸形成了電影的脈絡。經一位作家朋友提醒，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婚前姓氏正是Stephen。當她進一步發現吳爾芙的姪子曾到過中國，並留下與中國相關的經歷，她開始構想一部偽紀錄片，將不同時空中名為Stephen的線索交織在一起。

「如果只是回答『我叫什麼名字』或追溯名字來源，五分鐘就能夠講完。」她真正感興趣的是電影性本身。片中她親自踏訪家族成員、參考父母留下的文本與影像，在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重構出一幅跨越多地與年代的殖民歷史與個人風景。

「隱蹟之書：重寫自我」在第62屆金馬獎上斬獲最佳紀錄片與最佳剪輯兩項大獎。頒獎前，她詢問同為香港出身的電影製作人鄺珮詩，是否有人在金馬舞台上說過粵語。得到肯定答案後，她心裡已有決定：若有機會上台，她將以國語開始，再以粵語致謝。這不僅指向「隱蹟之書」訴說的關於香港的故事，也映照出雪美蓮長年在不同語言之間生活、創作與被理解的處境。

成為侯麥學生 愛上剪輯

雪美蓮1976年移居巴黎後，成為侯麥的大學課程學生，當時恰逢對方的剪輯師Cécile Decugis在尋找助理，而她又需要一份工作留在法國。「如果那時他的攝影師在找助理，也許今天我會成為攝影指導。 」但隨著投入到剪輯的世界中，雪美蓮愈發發現了自己對剪輯的熱愛，他們的合作也從1981年的「飛行員的妻子」(The Aviator's Wife)一直到2007年侯麥的最後一部電影。

與侯麥合作的日子裡，雪美蓮和侯麥幾乎每天見面，關係也遠不止於電影製作。侯麥的團隊中不少成員都是年輕人，常常面臨經濟困難的問題，但他從不直接提供金錢援助。 相反，他會幫介紹工作機會，以工作獲得報酬。「那種道德感和社群精神在現在並不常見，在電影產業裡通常都是人人為己。 但我們很幸運，獨立於商業電影圈之外，我們就像一個家庭。」

90年代初，侯麥電影團隊中多數人處於20歲末和30歲初的階段，心碎、分手和離婚的經歷是家常便飯。 侯麥這時拍了「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在電影結尾，帶著女兒的女主角在公車上與錯過多年的戀人重逢。「我常常覺得那是他送給我們的禮物，對我們這些正處於艱難時刻的女性的祝願。 」雪美蓮說。「現在回想起來，人們也許會覺得很奇怪。在侯麥的核心團隊中，怎麼會有一個當時法文都說不太好的中國女孩？中文裡這叫緣分，就像是命中註定我們要在一起做些什麼一樣。」

獲得肯定 將投入寫作

作為一名身處80年代巴黎的年輕亞裔女性，雪美蓮常常被投以一種帶著距離感的目光：神秘、東方、帶有異域想像。40多年過去，亞裔與女性在文化場域中的位置已然改變，愈來愈多被時代掩蓋的影像終於得以被重新發現。她於40多年前完成的作品「絲影」(Ombre De Soie)9月剛在紐約放映，同樣聚焦「身分與歸屬」。

在接連獲得肯定後，雪美蓮計畫接下來投入寫作， 「寫作是我的初戀，後來才轉向電影， 特別是因為在某個時期我失去了母語，所以我轉向了影像。」多年來，她持續書寫關於自身生活的碎片化文字。她構想中的新作將文字與影像並行，利用多年累積的家庭錄影素材，一邊書寫一邊剪輯。

「我生命中有太多的好運，讓我能從香港到加拿大，再到法國發展事業，後來還有非洲和亞洲工作的經驗。 」當被問及來自何方，雪美蓮仍回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回答：「我出生於香港，在加拿大長大，現居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