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動就會被罰款 環衛工受困「電子鐐銬」
對於環衛工管理系統而言，計算無處不在，但系統只關注結果，不關注過程；它正不斷地用技術、用成本、用效率，將底層工人們摺疊進更逼仄的時間和空間。
近日，山西環衛工因被要求佩戴定位器工牌，稱「不動就會被罰款」；無獨有偶，南京建鄴區在2019年也曾規定環衛工必須佩戴智能手表便於追蹤，其他多省也有類似要求。儘管相關單位都宣稱是基於考勤和安全管理才使用，仍引來輿論批評，把環衛工當成了用鞭子抽的牛馬。
據媒體調查，對月薪僅2000元（人民幣，下同）的環衛工來說，各種名目的考核和處罰早已無所不在，但弱勢的他們僅求有份謀生的工作，只能淚往肚裡吞，學習不去計較。
為了解環衛工的工作現況，鳳凰網「風暴眼」在四座不同規模的城市，訪問了十餘名環衛工人。他們在凌晨、無人在意的時段甦醒、勞作，晚上回到不到15平（約4坪）的出租屋或集體宿舍裡，每天像「超級馬里奧（又譯「超級瑪利歐」）裡充當基礎單位的蘑菇小怪，重複著不變的軌跡和機械勞作，融入車水馬龍的背景中，維持系統運行。而危險、監控始終如影隨形地跟著他們。
凌晨開工 掃10小時
2026年2月3日凌晨的山東臨沂蘭山區，氣溫剛到攝氏0度，韓守義頭上戴一頂毛線帽，鼻頭凍得發紅，鼻涕都來不及擦。他已69歲，幹活依舊麻利，凌晨5點就到崗，把一條長街從頭掃到尾，直到清晨6點，他拿出帶著吊繩的硬塑料牌，「上班打卡成功」。「不管幾點來，就連最忙的落葉季，我們凌晨3點就開工了，也必須要等到6點才能打卡上班」，韓守義說，機器記錄他每天工作八個小時，但實際上，他要工作接近10個小時，忙的時候更久。
和韓守義一樣，分散在附近街道的工友們，將這枚統一配發給環衛工人的電子工牌塞在工服裡。這塊電子工牌能感應到他們已經進入作業區內，但高芳卻覺得不自在。她是臨沂另一家承包公司的環衛工，她聽說，在某個她不知道的地方，一塊大屏幕能實時顯示每個工人的位置和停留時長。
這並不是什麼祕密，電子工牌通過定位、電子圍欄等技術實現對工作軌跡、靜止時長的全面監控。山東淄博一地曾宣傳：「電子工牌能實現作業可視化指揮調度、人員動態精細化監管」。在浙江寧波、江蘇如東、山西運城、重慶南岸等地，電子工牌紛紛上線。南京建鄴還曾為環衛工配發智能手環，一旦停留時間超過20分鐘，手環就會自動發出語音：「繼續努力工作吧」。
質疑聲湧來，稱這些技術為「電子鐐銬」、「犧牲勞動者尊嚴」，有網友想起拉磨的驢要戴鈴鐺，「主人聽不到鈴鐺響，就拿鞭子抽」。但樸實的環衛工想不到「尊嚴」這個層面。他們只記得，其實從沒有工牌時，監視，就無處不在了。
檢查、巡邏，各種名目與頻率的考核，織成一張密網。巡查者可能是班長、隊長、公司領導，也可能是村鎮幹部甚至市區領導。月考核、周檢、每天數次的日檢，有地方要求「不間斷、流動式」地查，巡查者們不知何時會出現，一旦發現路面遺留了垃圾，就會拍照傳至微信群。若被隊長發現，可能只需要折返回去重新清掃，若是外部監督人員發現，找到單位層層下壓，那可能就要挨一通批評，甚至罰款了。
層層監督 不敢休息
高芳負責的這段路分布在紅綠燈兩端，她剛將一頭清掃乾淨，轉身另一頭又出現了垃圾。累了，她背對著三輪作業車靠著休息，兩眼環顧四周，隨時準備拿起掃帚，因為休息哪怕不到10分鐘，被領導看見也會被認為在偷懶。領導有時候已經轉去下一路口了，還會突然轉回來，有人因此巡查不合格被罰款。
62歲的周秀蓮，在某一線城市負責綠化帶清潔。比起街道，綠化帶的垃圾更為複雜，周秀蓮每天要走3萬來步，將四、五十斤的垃圾堆在綠化帶的某個路口，等待收運。領導一天能查好幾次，這天，她忽然被管理人員截住問「這個撿了沒，啊？」一台手機懟到她臉上，她趕緊解釋撿了，但仍被麵包車拉回去查看究竟撿了沒有。
數字化、智慧化，是為了「目的」的實現更便捷，更精確，更可追溯可查驗。圍繞電子工牌的爭議在於，這個「目的」究竟是什麼，以及「目的」是否真誠。
寧波市鄞州區曾表示，使用電子工牌後，系統後台能夠根據工牌採集的數據，自動生成包含出勤時間、作業時長、停留超時、脫離崗位等信息的工作表單，作為績效考核的參考依據。更多地方對外強調的，是電子工牌的安全救援目的，即老年人戶外作業安全風險高，準確定位方便提升救援效率。
高芳的工牌上，四個簡單的按鍵中，有SOS報警功能，「連按三次，就會有隊長前來查看」。但至少兩名環衛工表示，從沒有人告訴過他們如何使用該功能。韓守義使勁按著「SOS」鍵，一次，隔一會兒又一次，「沒什麼用，隨便摁也沒有人來管你」，「真要有什麼事，只能靠手機」。
精細考核 沒完沒了
創城測評體系中，環境衛生是核心考核指標，直接影響城市排名與榮譽，因此各地會在創城（創建全國文明城市）迎檢階段提升環衛作業標準、延長工作時間、強化監督考核。地方政府將創城層層簽訂責任狀，環衛外包企業面臨嚴格考核和評分，失分可能被扣除服務費、終止合同甚至列入黑名單。
各地的要求不同，有城市要求垃圾落地停留時間不超過五分鐘，有的要求不超過15分鐘或30分鐘，主次幹道要求不同；此外，每100平方米可見垃圾必須少於一個；有地方甚至規定必須磚縫無塵，掃灰秤重。
驅動這群環衛工在這套嚴苛體系下堅持下去的，是一種更為樸素的生存邏輯：不想給領導添麻煩，更不想給自己惹麻煩。於是，在臨沂蘭山區特別舉辦的「菸頭不落地」活動中，每天每位保潔員要撿拾菸頭400多個，彎腰400餘次；每年草長鶯飛的季節，多地環衛工徒手摳起磚縫裡的雜草；今年2月3日天寒地凍的吉林市船營區，環衛工穿著棉服，戴著手套，在馬路中間擦拭護欄。
落葉季是幾乎所有環衛工的噩夢。秋天一到，葉子一陣風就吹跑了，飄到牆根底下、人行道上，工作變得「沒完沒了」，不能停下。
一個颳大風的日子，韓守義情緒失控了，他剛費力歸攏的落葉被風吹散，懊惱下，洩憤似地用掃帚拍打地面，葉子揮得到處都是。這一幕恰好被巡查的領導看見，一次就罰了他150元。這相當於他2000元工資裡不小的一塊，能吃好幾頓飯，他不止一次地問自己：「還沒到吃不上鹽的地步，為啥要來受這份氣？」。
五險一金、包吃住 不喜歡只能硬著頭皮做
在某一線城市工作的環衛工人程軍住宿舍，是一套大約60平米的房子，房間裡擺著六張單人床，床與床之間的空隙僅容側身而過。房間裡沒有廚灶，每天的兩頓飯，他和工友們都在公司安排的家常菜館取餐，一頓飯12元，但包吃包住，仍讓來自河北邢台的程軍省去了在城市裡花銷的大頭。
在廣州，38歲的合同工高洪斌一年前開始這份工作，最初難以忍受垃圾散發的氣味，但廣州的政策賦予了這份職業特殊的吸引力：環衛工子女可按「政策性照顧學生」申請入讀公辦學校，這讓高洪斌看到改變下一代命運的希望。但每月4000左右的工資，孩子剛一歲多，在廣州要維持一家人的開銷還是不易，他只能利用工作間隙跑外賣補貼家用。
在一線大城市，地方財政比較寬裕，環衛工的工資相對也更高一些，高洪斌還有五險一金，工資裡也包含垃圾分類補貼、延時加班工資等。但其他縣市工資會低很多，三四線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鎮可能只有900元，環衛工人僅有意外險，公司不給繳社保，一些地方環衛工時薪僅3元。在臨沂蘭山區，環衛工的工資則在1900元到2500元之間，有時還會被欠薪。
一線城市的外包與正式環衛工的待遇也天差地別。程軍每月到手薪資3000元，攤到每天是100塊錢。那些有編制的同事比他工作輕鬆不少，月薪卻能拿到五、六千。他覺得不公平。
一些城市正逐漸提升環衛工待遇。廣州給環衛工準備了固定的休息位、專門的環衛宣導室。但大部分地方，除夏季每月100元的高溫補貼，偶爾發放的米麵糧油，並沒有太多措施讓他們感受到尊嚴。但無論怎樣辛苦、收入微薄，至少這行夠穩定，夠包容，門檻夠低。它容留了那些在人生後半程仍需奮力掙扎的人。
六年前高芳的老伴去世，60出頭的她天塌了下來，她不想給兒女添負擔，就到臨沂做起環衛工。她一邊掃著街道，一邊不由自主地掉眼淚。過去，老頭當保安，是家裡的頂梁柱；現在，她不識字，沒什麼技能，不喜歡也不行，只能硬著頭皮做。
但凡有別的出路，他們大都嘗試過。在做環衛工之前，高洪斌全職在廣州跑外賣，收入相對更高，但缺乏保障，「幹不長久」。做環衛工雖然髒點累點，但有五險一金，這對他是至關重要的安全感。他也曾考慮過其他能繳五險、為孩子上學積分的選項，比如消防員或殯儀館的工作。但這些行業門檻太高了，要麼需要專業技能或證書，要麼需要大專以上學歷。環衛工，是他「搆得著」的選擇。
韓守義年輕時做過鄉村教師，執教23年，卻因違反了計畫生育政策被開除。失去工作後，他幹過建築工、養過蜂、打過零工。年紀大了，重活幹不動了，到臨沂投奔兒子，他在兒子家附近租房，月租100多元，不到15平，他和老伴兩人一間房住不下，挨著租了兩間。
他們大多不想跟孩子伸手要錢。年輕的一輩困在房貸車貸裡，有的甚至需要老人補貼。人雖老了，但還能動，能動，就要幹活，為了不能動的那天攢點積蓄。
韓守義每次被領導批評，就跟老伴念叨「不想幹了」，但煩悶過後，他總是選擇再咬咬牙，忍著，「畢竟我這把年紀，再找別的活根本找不著」。在他的員工宿舍裡，其他環衛工也都是60來歲的老人，光棍、離了婚的，每月只有200元左右的養老金，儘管也監管、規訓他們，但這個行當容留他們，工作至少能讓他們有個地方落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