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課（一）

1 開學日

北加州的冬日黃昏，總有一種被稀釋過的憂鬱。天色是那種透著寒氣的橘灰色，層層疊疊的雲積壓在天邊，遠處的紅杉樹在暮色中像一排排沉默而佝僂的哨兵。這間位於社區大學B棟二樓的教室，空調外機發出沉重的喘息，室內那幾根日光燈管由於線路老化，不時發出垂死掙扎般的嗡嗡聲。空氣裡混合著廉價咖啡的酸味、潮濕羊毛衫的霉味，偶爾還有些若有若無、從走廊盡頭飄來的大麻氣味。

我站在講台上，攤開略顯破舊的名冊。現在，我是這間教室的主人──負責這學期的初級中文課。

六點過後，門被推開的次數變得頻繁，學生們陸續走進來。在這座城市的邊緣，中文課並不是什麼精英階層的精神消遣。學生們出現在這裡的原因千奇百怪：有人是因為迷上了《黑神話：悟空》裡的東方美學；有人覺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讓中文成了某種未來的「硬通貨」。更多的人，只是想在繁忙而破碎的生存間隙裡，混幾個學分，拿一個能敲開更好生活大門的文憑。

亞歷山大遲到了。在我講到第三個生詞「學習」時，他推門而入。他是退伍軍人，退伍後的歲月並未磨掉他身上的稜角，那層軍人的身分像一件看不見的防彈背心，始終緊緊地扣在他身上。今天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迷彩夾克，袖口磨出了毛邊。他那雙粗壯的手臂上布滿了繁複的紋身，其中一隻手臂的內側，突兀地刺著一個發青的漢字。

他坐下來時，椅子發出不堪重負的吱呀聲，彷彿那是他沉重生活的某種迴響。

「老師抱歉，老闆讓我多幹了一個鐘頭，然後一○一公路上堵得一塌糊塗……」亞歷山大一邊說，一邊從沾滿塵土的包裡，掏出那本摺了角的課本。他的指甲縫裡殘留著機油和黑色泥土，那是他在物流轉運中心打工的痕跡。

他撫養著兩個孩子，一個是和前妻生的、一個是現任女朋友帶過來的。為了這份學費和家裡的奶粉錢，他每天凌晨就要去倉庫搬運那些沉重的包裹。他上課時總是挺直腰板，像是在站崗，但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總讓我擔心，在這個高壓的生存閉環裡，他隨時會因為透支而轟然倒下。

坐在亞歷山大前排的是薇薇安。她染了綠粉相間的頭髮，在昏暗的教室裡顯得格外扎眼。她穿著綴滿金屬釘的黑色皮衣，厚重的眼影和鼻環、唇環，讓她看起來像是剛從某個賽博朋克電影片場逃出來的倖存者。

她一進門就用手支著頭，眼神迷離且渙散，彷彿靈魂正游離在教室之外，隨時會陷入深睡。這與後排坐姿如松的亞歷山大，形成了極其諷刺的對比。

「老師，我已經在學校待了十二個小時了，我的靈魂快要碎掉了。」薇薇安的聲音低得像蚊子叫，帶著一種由於長久熬夜引發的虛弱顫抖。

亞歷山大冷冷地瞥了她一眼，那眼神裡有一種老兵對逃兵的本能厭惡，一種對「軟弱」的生理性排斥。但在那個時刻，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厭惡其實是一種同類之間的排斥──他們都快碎了，只是碎的方式不同。

2 「家」的練習

學期過了幾周，我們學到了「家」這個單元。其中一個課堂練習就是用簡單的中文，介紹自己的家庭成員和日常生活。我原以為這會是一個輕鬆的口語環節，卻沒料到它變成了一場無聲的、充滿血色的生命展演。

海天是第一個站起來的。這個越南裔男孩長著一頭鬈曲的亂髮，笑容燦爛得像夏威夷正午的陽光。他的中文名是高中老師起的，他很執著這個名字，拒絕了我起的新名。他說他喜歡海，也喜歡藍天。

「我家很大，也很吵。」海天撓撓頭，用帶著獨特口音但清晰的中文說，「我有爸爸、一個妹妹。我們還有一隻胖貓，牠叫『大福』，每天只睡覺，不抓老鼠。還有一隻老狗，牠很聾，聽不見我的聲音。這就是我，和我的家人們。」

全班發出一陣輕笑，緊張的氣氛稍微緩和了一些。美國學生總是把寵物列為家庭成員，這在我二十年前剛開始教中文時就意識到了。我沒有糾正這種「語法錯誤」，反而覺得在這種冰冷的社會裡，這種情感的延伸格外動人。

海天撓撓頭，眼神稍稍黯淡了一些，繼續說道：「我爸爸是……screw up（一團糟）。他在餐館工作，經常不開心、經常喝酒。我學廚師，以後想開自己的餐廳，讓他坐下來，吃我做的、好吃的飯。」

海天說這話時，臉上露出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與清醒。那種眼神裡藏著對現實的妥協，也藏著一種近乎孤注一擲的期待。

輪到喬希時，他站得很慢，膝蓋發出細微「卡噠」聲。三十五歲的他，頂著一頭發光的螢藍色短髮，像是個走錯房間的落魄搖滾歌手。他背後總是背著那個沉重的尼康相機包，裡面裝載著他看世界的唯一方式。

「我沒有貓。」喬希認真地直視著我的眼睛，「我有兄弟。我們是雙胞胎，但是他生下來就是殘疾，不能走路，甚至不能大聲說話。我學習、我拍照，然後回家告訴他外面是什麼樣子。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