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杰槍擊案始末（一）

1

那是個初秋的季節，桑蘭約我去參加一個讀書會。我那時已經很久不出門了，因為生病，我一直在療養中。我記得那時候有一點好轉，所以就答應了。我對自己的安排是吃喝玩樂，好好享受生活的瞬間。以前有人這麼說過，那時我還年輕，並不在意。現在不一樣了，疾病讓人覺悟。

讀書會訂在花園咖啡廳，花園咖啡廳在皇家山腳下。乘地鐵到康考迪亞大學再轉汽車，咖啡廳就在向著山上的彎角處。

我到咖啡廳門前時，前面一輛車下來一個戴小黑帽、穿連衣裙的女人，從身後看豐滿而窈窕，我忍不住多看了兩眼。女人頭上的帽子遮住了半邊臉，陽光照在上面，形成美麗的陰影。我朝女人的背影望過去，她已經進了大樓，看不見了。

咖啡廳裡面種滿植物，很多植物，擺滿窗台和桌子之間，能看出它們都有些年頭了。虎皮蘭綠得憂傷，一直向上長，幾近天花板。玻璃花開放著，在秋季，開得像盛夏一樣夢幻。肥大的綠蘿，茂盛成一面牆。

我在門前看見桑蘭，她還是老樣子，一頭長髮在腦後挽成道姑髻，活力四射。她見到我就迎上來大呼小叫地擁抱，然後就消失不見了。我一個人四處望，見人們都在寒暄，幾乎都是陌生的面孔，只有幾張臉好像在哪裡見過。

在人頭攢動中，我又一次看到戴黑帽的女人，她臉上一直微笑著，不鹹不淡，不誇張也不冷漠。她在人群中如魚得水，好像人人認識她，她也認識每個人。我的眼睛一直跟著她。不知道為什麼，我對她有特殊的好奇。

你不認識她嗎？桑蘭說，她看到我的眼神一直尾隨著的那個女人。

我來介紹。桑蘭說。她拉著我的手，來到黑衣女人身邊。

黑衣女人回過頭，我們的眼神相遇時，我們都愣住了。

這是歐巴馬夫人。桑蘭說，她丈夫是南非外交官，正在此地供職。

你好。我伸出手。我叫魏奇，我說，很高興認識你。

你好，她說，叫我莉莎吧。她也伸出手，她戴著黑手套。

我們對視了一下，我的心跳起來。

我好像認識你。我說。

是嗎？她看了我一眼。我感到她眼中的猶豫。

我也看你有點眼熟。她終於說，你是北方人嗎？

我是哈爾濱來的。我說。

我是北京來的。她說。

我們沉默了一會。

不過，我在北京讀過書。我說。

我也在哈爾濱住過。她說，那是很多年前了，我很小的時候。我父母是五十年代從上海去支援邊疆的，我們在哈爾濱的三大動力生活過一段時間。她這樣說時，眼睛低垂。她沉默了一下，好像回憶什麼，然後轉過頭去。

很高興認識你，魏奇。她說。

我也是。我說，我姓王。

她笑一下，用手扶了一下黑帽子。她戴了一副長及手臂的黑手套，好像電影中的貴夫人。她沒有回應我的再一次自我介紹，她只是笑一笑，很禮貌，但沒有說她姓什麼。

那天我們討論的是狄更斯。蒙特婁人對狄更斯有特殊感情，因為狄更斯曾經來過這座城市。那時他經常在老港一家餐館裡寫作，據說當時他正在寫《艱難時世》，或者某個劇本。不過這些都是桑蘭後來對我說的。說實話，我什麼都沒記住。

我神思恍惚，我的注意力已經不在狄更斯了。我越過人頭向虎皮蘭的方向望，一直望向這個女人。在她伸手扶帽簷的一剎那，我其實已經確定那就是她。她叫吳小莉，我們曾經在一個中學讀書。

2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年我十五歲，剛上高中。我考上的是省立重點中學，坐落在省政府對面，是一個黃白色的巴洛克建築。五層樓，每層樓都鑲嵌著細長的窗子，窗子鑲嵌在二尺厚的牆中，有一種端莊之感。進了校門，上了十幾層的台階，就進入前廳。

哈爾濱是一座歐化的城市，或者說，這座城市是歐洲人建立的。早在十八世紀初期，俄羅斯人來到這裡，是想建設一座他們的遠東城市。據記載，那時候，哈爾濱住滿了來自歐洲的猶太人，也因為猶太人的經商之道，使哈爾濱成為與上海、大連齊名的三大外貿城市。我讀書的這座建築，就是早年歐洲移民所建。

不只如此，那座建築裡還有些神祕的傳說。比如在十幾層台階下面是地下室，據說日滿時期，那裡是關押犯人的地方，而樓上是日本特務機關。這樣的歷史，讓我們聯想到很多小說、電影中的鏡頭。

但那時我們很少想到這些，我們被即將來臨的高考深深綁縛和困擾著，做不完的數學題、背不完的單詞。儘管有這些，我們還是有許多快樂，比如天上永遠流不盡的雲朵、每周末晚上去爸爸單位看《大西洋底來的人》，還有小夥伴們每天的話題。

我、燕子、小紅和明月，我們常常聚在一起，看《青年文摘》、《青年報》。那一年我們迷上了電影《小花》的插曲，世上有朵美麗的花，那是青春吐芳華……我們還郵購過歌詞，在一個細長的紙上，有一些歌詞，「潔白的羽毛寄深情」之類的。我把它們放在我的抽屜裡。我有一個細長的桌子，一頭有七個小抽屜，我把它們整齊排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