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價器上的時間
方向盤握了十三年，皮都磨亮了。我在紐約市（New York）開計程車，從法拉盛（Flushing）到曼哈頓（Manhattan），七十二個紅綠燈；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走過八千遍，數都懶得數。最早那會兒，一本地圖冊被翻得像老黃曆，邊角卷起來，像廣州老家牆上的月份牌。現在呢，乘客一上車就把手機往我眼前一遞，地址在螢幕上跳，人倒不說話了。
第一個客人我仍記得清楚。是個老太太，手抖著遞過來二十塊：「中央公園西（Central Park West）。」那時候我手心出的汗，現在想想都鹹。她下車說「Have a nice day」，我木了三秒，才擠出個「You too」。
深夜的紐約，什麼人都往車裡鑽。醉鬼抱著你哭前女友；西裝筆挺的投資經理，在後座悄悄抹眼淚；加護病房下來的護士，頭一歪就睡過去，呼吸聲像貓。車廂是個鐵皮盒子，裝故事的，裝滿了就倒掉，第二天接著裝。
我總想起雪夜那個男人，那天路上的車像冬眠了，一個西裝男攔車，領帶歪著，眼眶紅的。「機場」，他說，聲音啞了。半路他接了個電話，說著福建腔的普通話：「媽，我馬上回。」原來他十年沒回家，母親病危。我把油門踩得像撫摸孩子的頭——穩，特別穩，心裡卻翻江，畢竟誰沒個老母親呢？到了機場他塞了一百塊小費，我推辭，他眼淚就下來了：「師傅，我媽說的，出門在外要積德。」積什麼德？我們不過是兩個離鄉的人，在雪夜碰了頭。
白天黑夜就這麼輪，春夏秋冬就這麼過，黃色的殼子像甲蟲，在水泥峽谷裡爬。印度人跟我聊咖哩放多少孜然，墨西哥廚子比畫著教我卷塔可餅，韓國女孩用中文問：「這裡是哪裡呀？」口音軟得像糯米糕。還有那些鄉音，廣東的、四川的、東北的，一開口就知道：都是飄著的葉子。
離開廣州時二十八歲，現在，鏡子裡有白頭髮了。父親說過：「行船走馬三分險。」開計程車何嘗不是？剎車踩過八萬次，躲過的追尾數不清，每天平安到家就算賺了。攢下的美元是一疊紙，攢下的故事呢——說給誰聽？
有時等紅綠燈，看行人匆匆，想起那句「飄飄何所似」，想完了，綠燈亮，繼續往前開。乘客問累不累，我說：「食得鹹魚，抵得渴。」廣東話，他們聽不懂，但都點頭——好像懂了什麼似的。明天還要發動引擎。鑰匙一擰，「喀」的一聲，又是一天。街還是那些街，我還是我，只是時間，都是計價器上的時間，一直在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