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自拍照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成「走資派」、「黑幫分子」的父親，一九六九年底被強制「走光榮的五七道路」，流放到不通車、不通電的吉林省梨樹縣偏遠農村「插隊落戶」。父親當年四十九歲，母親受牽連，隨同父親一併流放，同行還有「黑五類子弟」的十五歲小兒子。

當年梨樹縣長途汽車不通偏遠貧困的三合公社，最近距離是從長春市乘火車到鐵路沿線的公主嶺鎮，搭乘懷德縣長途汽車在中途的朝陽坡小站下車，步行到東遼河畔，大擺渡船過這條兩縣間的界河後，再徒步跋涉幾個小時路程，才能到達梨樹縣三合公社父母被流放的劉家屯村子。

最早於一九七○年那年春節，我和在九台縣農村插隊當知青的哥哥，在冰天雪地的東北地區寒冬季節，凌晨從長春市出發，乘火車轉懷德縣長途汽車，輾轉前往劉家屯大隊第一小隊探望父母。當日在朝陽坡下車，步行走過冰封的東遼河面後，在梨樹縣茫茫雪原，深一腳淺一腳跋涉好幾小時，終於在暮色蒼莽的傍晚，走到父母居住的農家茅舍。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我特別選擇了因絕代偉人發布「五七指示」，而在全國掀起「走光榮的五七道路」政治運動的「光輝日子」，去探望被流放鄉村的父母。

那天我從吉林省會長春市乘凌晨的火車出發，到公主嶺站轉乘懷德縣境內的長途汽車，一個多小時後在朝陽坡下車。從朝陽坡走莊稼地裡的鄉間土路，步行半個小時，就望見了松遼平原曠野間豁然開朗的東遼河了。

那年那天，平展的地平線上可見絢爛雲朵飄逸的遼闊天宇，恰是父親所說的「七月看巧雲」。文革中自學攝影成手的我，用攜帶的三腳架安置一台蘇聯造簡易袖珍照相機，按下自拍鈕，站上東遼河岸，以天地為背景拍下一張自拍照片（見圖）。

轉年夏季，我第三次去父母流放地探親。那天從長春搭火車到公主嶺站時遇雨，懷德縣境內長途汽車停運，我買了根扁擔挑著食物徒步跋涉半日，午時沿農村公路又走到朝陽坡地界的東遼河邊，冒雨拉船過了河，挑起扁擔冒雨獨行。梨樹縣這邊是鄉間土路，沾一腳泥水趕路，也是頭回體驗。

但見陰雲下自然生長的樹形，就像我自學繪畫時看畫冊裡倫勃朗的蝕刻風景版畫名作「風雨中的三棵樹」，頗有恬淡美感。我依照人們把手帕繫扎四角敷於頭頂擋雨的辦法，挑根扁擔走在鄉路的樣子，遭到雨中插著紅旗在田間「學大寨」的一伙公社社員的集體哄笑。不期然從唐詩古意和西方古典繪畫審美意境，猛地被村民呼號拽回文革運動的政治現實，如許心思反差在我的一生中，可謂空前絕後。

最後一次探望梨樹縣農村的父母，是深秋帶著在榆樹縣插隊當知青的初戀女友。回程搭生產隊赴公主嶺的順路車，馬拉大車竟然涉水淌過枯水期的東遼河道，一對年輕戀人暢然躺在大車裝載的稻草堆上，仰望浩蕩天宇雲捲雲舒，那情形宛如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她像阿克西妮婭，我即似哥薩克的格里高利。這次乘馬車行駛廣闊天地的經歷，成為後來我們夫妻在文革嚴酷生活經歷裡，極其超現實的羅曼蒂克一幕。

這張拍攝於一九七一年的自拍照，不期然成為我人生中一個悠然長存的記憶標地。東遼河也每每在異國他鄉思念故國往事時不時地浮現，充滿時過境遷後的漫漫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