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樓仔屋(上)

我的童年，自懂事那天起，便不知道故鄉為何物。那時候，家就像一艘船在江河上漂流的小船，漂到哪裡就停在哪裡，沒有固定的地方，這是因為母親在哪裡工作，家就在哪裡。

終於有一天，小船要泊岸，定居下來了。原因是母親剛剛從政治鬥爭的漩渦裡爬了出來，辭職不幹了，帶著我們從城裡搬到我從未去過的鄉下居住，那年我剛滿九歲。

鄉下其實是一個只有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莊，人稱「竹仔園」，因四周長滿了小黃竹而得名。到了竹仔園，一家人住進了一棟樓高兩層的青磚瓦房「樓仔屋」，父母親管這裡叫老家。

老家房子雖與城裡的樓房不一樣，但也非常氣派，乍一看似是富裕人家，其實不然，因為樓仔屋是故鄉的特產，我們鄉下到處都有這種樓仔屋。

樓仔屋的主人大多是上個世紀初被賣豬仔去了北美洲的底層農民，他們在國外奮鬥多年，耗盡了血汗，積攢了銀錢，回鄉蓋了這些樓仔屋。隨後結婚生子，享受天倫之樂兩三年後，他們再次告別樓仔屋和親人，重返北美洲。後來，由於國內戰火不斷，國門閉鎖，重返北美的僑工再也無法回鄉與家人團聚，樓仔屋的主人變成了靠僑匯生存的孤兒寡母們，並從此用一生去守候那永無盡頭的無望團圓。

我的祖父十來歲便跟隨他的兩個兄長去了古巴，奮鬥幾年後，回鄉實現了他的夢想，興建了樓仔屋，娶了祖母。當父親和姑姑出生後，再次遠赴哈瓦那，此後再也沒能回來。祖父和祖母一生僅共同生活了不足五年，從此天各一方。而父親和姑姑從懂事那天起，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們的父親，一家人的親情只能維繫在每次都姍姍來遲的家書中。

我家的樓仔屋建在巷尾，坐南朝北，由於村裡的巷子很窄，兩層樓高的房子給人一種窄巷高牆的感覺。樓仔屋的結構並不複雜，東西兩廂是生活起居的地方，中廂為廳堂，是用來供奉列祖列宗和祭拜神明的場所。

樓仔屋由祖父和他的四哥共同出資興建。祖父的四哥，我稱他為四公，他們住在樓仔屋的西廂。我的祖父排行第五，住在東廂，廳堂則兩家人共用。

樓仔屋的大門非常堂皇，門框兩邊和橫眉均嵌上花崗岩，橫眉上鑿了一個福字。大門分三層，第一層是一對齊肩的兩邊開門仔，中間是一副重重的趟櫳門，最後是一道又厚又實的黑漆木門。

進門是廊。從字義上看，廊是指有頂的通道，但在我們鄉下，廊有兩個用途，一是通向廳堂和房間的通道，二是廚房，因為廊裡建了一個非常大的柴火灶，煮飯吃飯全在廊裡。

柴火灶燒的是木柴和山草，為了容易拱火，灶台很高，灶的旁邊堆滿了從山上割下來的山草。小時候，鄉下無電無煤，落後得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只要灶火旺，儘管鍋裡煮的只是蕃薯芋頭糙米飯，但當時全家人在灶台旁邊，圍著一張頗有年份的圓桌吃飯，艱辛之中透著溫馨。那種情景，對一般人來說是平常事，但對於我來說，卻是那麼地珍貴和美好。

兩歲那年，母親和祖母帶著我和二弟，從佛山遷回台山居住。那時父親在開平完成了土改隊的任務後，留在開平工作。到了台山，我們家第一個住處是人民廣場後面的寶光里，四棟紅樓中其中一棟。

反右運動開始不久，母親中箭落馬，被送去了廣海烽火角勞動改造，於是，祖母帶著我和兩個弟弟被迫離開了紅樓，遷去了光興路。兩年後，人工湖竣工了，天天到湖中心挑泥的祖母又被鎮政府以僑屬為由，下放回老家。此後三年，當時只有六歲的我，帶著兩個弟弟遷到南塘路一間二樓尾房，開始了沒有大人陪伴的生活。

那段日子，三弟在幼兒園讀全托，我跟二弟每天放學後，都是到住家樓下的南塘路街道飯堂用膳。每當進入飯堂，舉目無親的淒涼便湧上心頭，由於自卑，兄弟倆從來都不敢留在飯堂裡，而是躲在對面的商業局車房或住家樓梯底下，悄悄地吃。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年幼的我們盼望能與家裡的大人們圍桌吃飯，成了內心難以觸及的痛。正因為如此，跟著母親回鄉後，在樓仔屋裡一家人圍著圓桌吃飯，那種久違的天倫之樂，竟然化成了刻骨銘心的溫馨與幸福。

從廊裡往裡面走，有兩扇門，一扇通向寬敞的廳堂，另一扇進入主人房。主人房很大，雕刻著花鳥的大床、衣櫃、梳妝台，將房間布置得井井有條，這裡是祖父母的房間。

祖父雖然遠在太平洋彼岸，但房間的牆壁上卻端端正正地掛著他的照片，身著西裝，國字臉，眉目間透著英氣。我從未見過他，但從小學開始，便經常收到他的來信。

祖父的家書文字簡樸，字卻非常漂亮，起初還以為是他老人家的親筆，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出自哈瓦那唐人街寫信先生之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