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生的文學夢

從小學寫作文開始，我就有一個把自己的鉛筆字印在報紙上發表的夢想，曾經用作文簿寫上鉛筆字，給「中國少年報」投稿。雖然沒有發表，但收到報社回覆的鼓勵信，那已經夠我高興好幾個星期，更鼓舞我繼續做文學夢。

但小學畢業時遇到文革，除了語錄外，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被破四舊燒了。之後下鄉插隊，更是掉在文化的沙漠中。 文革結束恢復高考，但除了會寫大批判稿之外，是數理化英的文盲，返城後惡補文化課，立志要考電大中文專業。但女兒開始上小學，為了全力輔導孩子，只好放棄文學的夢想。

一九八九年，趁出國熱潮留學東瀛，希望捧個洋文憑榮耀歸來，卻不料從北海道轉校到東京被拒簽，被迫成為非法滯留的罪犯，文學夢再次破碎。 每天上班通勤兩個多小時，看到日本人都在地鐵裡看書讀報，我也受到感染在地鐵中學習。讀中文報紙的文章，都是留學生身邊的故事，心想不就是小學的作文嘛，於是在動盪的車廂裡，用工廠包裝的廢紙寫自己和朋友的故事，回到宿舍坐在榻榻米上，趴在矮桌邊謄稿。

一九九二年，我把自己深夜徒步穿越北海道原始森林，到東京轉校的經歷寫出，投給日本的華文報紙「留學生新聞」，想不到報社竟然來電話約談。在編輯部裡，主編親自教我如何修改，指導我寫成長篇的報告文學「北海道大逃亡」 。

其實我連什麼是報告文學都不懂，只是讀過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以為就是平鋪直敘的記敘文，想不到小學生的處女作，竟然用整整兩大版面發表了。當時正值中國留學熱潮，該文立即被「上海家庭報」、「讀者」雜誌等多家媒體轉載，轟動一時。連上海著名的劇作家沙葉新在「東京的月亮圓不圓」一文中，也把我的文章濃縮成一章，在上海「新民晚報」發表， 從此開啟了我的文學夢。

因為我本身就是非法滯留者，俗稱黑戶口，所接觸的都是非法打工的同胞， 因此深知底層的心酸事，大家也願意接受我的採訪。「國家不幸詩人幸」，而這正是最佳的寫作素材，我把這些苦難寫出來發表，成了日本專寫非法移民的「黑記者 」。

一九九八年，「留學生新聞」舉辦有獎徵文，要散文形式。我不懂什麼叫散文，去圖書館借朱自清散文集來看，結果讀了無數遍，像「荷塘月色」、「背影」都能背出來了，卻還是不明白什麼是散文。打電話問女兒，她說形散意不散，我問具體怎麼解釋，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請教打工的大學生同事，也和女兒說的一樣。幾天後他突然告訴我：「你發表的那些文章就是散文呀。」我才恍然大悟，於是寫了「甘為女兒化白骨」一文參賽，結果得了二等獎。頒獎大會時好多人問我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我紅著臉說自己僅有小學文化，人家還說我太謙虛呢。

後來日本富士電視台透過報社找到我，把我的經歷拍成紀錄片「含淚活著」，在黃金時段播出後，引起極大反響。 應觀眾要求，又轉成電影在全日本公演，該片獲得當年日本電視紀錄片大獎。導演說我的影片是催淚彈，把日本人感動得稀哩\嘩啦都流淚了，使我成了日本家喻戶曉的黑明星。

二○○九年，我移民來美國，至今已在世界日報、世界周刊發表幾十篇文章，圓了自己的文學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