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春雨

一生中，我的師長不下數十人，黎老師卻是我最懷念的一位。她是我小學四年級的班導師及音樂老師，待我尤嚴。

廣州大東門內有一條芳草街，它因北端那所由區氏祠堂改建的小學——我的母校，而充滿了希望。我們這些懵懂孩童就像石板縫裡倔強的新芽，寂然無聲，等待著一場春雨的降臨。

從一到三年級的混沌時光裡，我因管不住嘴，延續了「課堂演說家」的本色，與紅領巾的首航失之交臂。四年級，黎老師來了。她個子不高，齊肩短髮，圓臉清秀端莊，笑時眼彎如月，嚴肅時眉心緊蹙。或許是學聲樂的緣故，她的聲音清亮又有穿透力。

講台上，教鞭是她手中的權杖，黑板上一記脆響，窗外榕樹上的蟬鳴都應聲而斷。每當我神遊太虛，那竹鞭便會輕輕叩擊我的桌面，將我拽回人間。

開學第一天，我就惹了禍。老師讓大家按生日順序坐，念到我的名字時，我皺緊了眉頭，因為要和我同桌的，是那個名字裡有相同字、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生。

我對黎老師說：「我不坐那兒。」聲音小得像蚊子哼，心卻擂鼓。「為什麼？」她看著我，眉間皺成了問號。「就是……不想坐。」我低下頭，其實我是怕被同學起鬨，那點可憐的自尊與莫名的害怕擰在一起，讓我寧可罰站。

「你真的不坐？」她聲音提高了一點，我感到了壓力。「……不。」我幾乎屏著呼吸，用盡全身力氣擠出這個字。「不坐就站著。」她真的生氣了。

我就這樣在講台邊站了一節課。第二節課，我選了前排一個空位坐下，我的新同桌是個厲害的小胖妞，中午休息時就用尺子在桌子中間畫了一條線，整個學期，我們沒說過一句話。神奇的是，我上課愛說話的毛病，竟就這麼慢慢改了。

由於家庭原因，我成了唯一住校的學生。學校將祠堂分割成辦公室、教室和教工臥室，校工彪伯住在頭門右邊的門房，而左側的音樂室成了我的臥室。我獨占一個教室，床是用書桌拼的，還得「朝桁晚拆」，鋪蓋則寄放在彪伯的門房。

第一次離家獨立生活，新鮮感很快就被空曠祠堂裡獨自腳步的回聲所吞噬。放學後，同學散盡，我獨自坐在天井的石階上發呆。看著彪伯獨自享用晚餐，我突然很想家。

黎老師來到我身旁，輕撫我的頭頂，掌心傳來的暖意，像一簇微火，慢慢熨帖了我那顆因委屈和孤獨而發涼的心。

「今天站累了吧？」她的聲音失了講台上的清亮，變得低柔。「從今天開始，你就住在學校了，要懂事，做個乖孩子。」她話語溫和，帶著期望的囑託。我使勁點了點頭，一股熱流哽在喉頭，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倔強地沒讓它落下。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丟人，不是被同學笑話，而是怯懦的逃避。

不到一個月，我再次闖禍。放學後，黎老師領我到浴室，指著盆問：「你的？」我一時愣住，臉上瞬間泛起燥熱。那是上周末換下來的衣服，我忘得一乾二淨，靛藍的「工人褲」漚出了灰綠色的鏽水，臊氣直衝鼻腔。

我憋著氣，笨拙地搓著。「哎，先倒掉髒水，用清水沖洗一下再搓。」黎老師說完，回辦公室取來一塊肥皂遞給我，「多擦點，味道就能洗掉。」

「別急，多搓幾下，讓肥皂把髒東西化掉再過水。」她拿了張板凳讓我坐著，自己蹲在一旁，「家裡是誰給你洗衣服的？」「媽媽。」我小聲回答。「從現在開始，你要自己學著做了，知道嗎？」我點了點頭沒說話，額頭的汗順著眉頭流過眼角，沿著鼻翼滑到唇邊，我嘗到一股淡淡的酸鹹味，分不清是汗還是淚。

在我試圖把還在滴水的衣服晾起時，黎老師伸手接過，將它擰乾，使勁抖了抖才交還給我。她擰衣服的手勢，讓我想起母親的背影。「記住，你已經不是小孩了，要學會管好自己。」她用濕手輕搖我的頭，嘆了口氣，轉身離去。看著黎老師拖著疲憊的步履邁過天井，走出校門，我心中湧起一陣酸楚，淚水奪眶而出。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她剛被校長批評，我們班的衛生紅旗也丟了，可她沒有把氣撒在我身上。

第二天，班裡舉行班級幹部選舉，黎老師提議讓我擔任衛生股長。我驚愕地抬起頭，迎上她的目光，臉瞬間燒了起來。

從那以後，我好像變了個人，放學後我會檢查門窗，會主動掃地，還敢提醒同學別亂丟垃圾；我為集體做的事多了，和同學的話也多了。不久，我終於戴上了紅領巾，頻繁的課外活動開闊了我的眼界，成績竟也悄悄爬升了。這時我才明白，紅領巾不僅屬於好孩子，也屬於那些願意變好的孩子。

那年，整個校園都迴盪著敲打銅盆的喧囂，我們像一群快活的小兵，為了一面「除四害標兵」的紅旗而戰。

學期快結束時，黎老師帶我們去烈士陵園照相，那是我們唯一一張四年級的集體照。我們都很高興能一起升上五年級，但心裡也滿是惋惜：黎老師不再教我們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