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的教書生活

我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也就是史達林逝世的日子走上工作單位的。當時新中國剛開始第一個五年計畫經濟建設，心想自己能在祖國進行建設的第一年參加工作，也就是在參加建設，真是無比幸運，懷著極度興奮的心情，走進了育才幹部子弟學校。

應該說，育才幹部子弟學校是一所條件一流的學校。這裡的校舍比一般中學強多了，學校建在一處過去洋人辦的跑馬場上，校區很大，校舍寬敞明亮，有一座很大的禮堂，平日裡做食堂，夏天把地板拿掉，蓄上水，就變成一座很好的室內游泳池，我就是在這裡開始學游泳的。

學生一律住校，在校的一切用品全部公家包辦，從被褥、衣物（每年至少兩套）到學習用品，都由公家發放，學生們的伙食比我們老師好得多。由於學生住校，給擔任班主任的老師增加了許多負擔，比如上晚自習，本來是阿姨的任務，但孩子們不聽話，班主任得去壓陣，就連睡午覺、晚上睡覺，班主任都得去幫忙。

剛去的那學期，校領導讓我教全校的音樂課，這可苦了我。盡管讀師範的三年時間裡我們有風琴課，但用它做教學工具，還有較大距離，哪裡能和成天搞音樂、美術的藝師畢業生相比。每天我都要花大量時間練琴，要能熟練地邊彈邊唱，手上彈曲子，口中唱歌詞。我們幾個年輕教師大都備課到午夜十二點。別人是熬夜寫教案，我是熬夜練琴。

我當時納悶，藝術師範畢業的有兩人，為什麼放著他們不用，卻偏偏讓我這個讀普師的教全校音樂，真有點百思不得其解。後來聽宋校長說，了解到我在學校很活躍，跳舞、唱歌搞宣傳，樣樣能來，其實這與教音樂不完全是一回事。

一學期過後，也就是暑假過後，學校招收了好些新生，校方讓我當一年級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我接的這個班是從附屬幼兒園直接升上來的，這就意味著同學之間是熟悉的，只有我這個老師對他們是陌生的，加之這是一個出名的調皮班，這下可苦了我。

開始時，孩子們鬧得我無法上課，上課時大聲喧譁，旁若無人，更有在課堂上追逐打鬧，鑽到桌子下爬來爬去的，幾天下來，嗓子都叫啞了。自己又缺乏經驗，面對眼前的一切束手無策，時常被淘氣的學生氣得流眼淚。

一九五四年夏天，武漢經歷了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最大的洪水災害，機關幹部、學生、市民齊動員抗洪，一旦決堤，整個城市將被淹沒，形勢異常嚴峻。我校學生家長都是中南地區、湖北省和武漢市各領域的負責人，他們將全力投入抗洪救災和各自的工作，根本無法顧及自己的孩子，於是責令子弟學校全體學生、老師員工一起到廬山躲避洪水。在抗洪救災最關鍵的時刻，我們在避暑勝地廬山度過了一個十分安全、涼爽的暑假。

五○年代初的廬山安靜、清秀，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咖啡店小巧玲瓏，布置得很有情趣，且乾淨、舒適，遊人也不多，空氣異常清新。山上的房子都是用石頭砌成的，山上風很大，晚上必須緊閉門窗睡覺，仍能聽到大風嗚嗚地吹，就像要把整個房子掀起來似的，幸好我們是兩個老師一間小房，不然真有些害怕。

盡管在暑天，晚上睡覺時還得蓋厚厚的棉被。最絕的是，山上的雨，雨點特大，來得快去得也快，五、六秒鐘就過去了，往往在你不經意時突然來到，當你吃驚不已時它又了無蹤影了。

在山上不用上課，整天和阿姨一起帶著孩子們遊山玩水，廬山上的景點當時並不多，好像我們全玩了一遍。

五○年代的年輕人，尤其是青年團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部時間都撲在孩子們身上。從一掙開眼就往學生那兒奔，早自習要管，早操要去看，任課老師上課要去幫忙維持課堂秩序，中午吃飯、睡午覺要去幫阿姨助陣，晚上上自習、就寢……，班主任全都得陪著，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班裡的孩子調皮歸調皮，但學習成績在年級裡卻是最好的，這至少使我得到一些安慰。再就是全校組織活動，各班出節目，我為孩子們自編自導的舞蹈，從服裝到編排動作都比較新穎，得到大家的肯定，這是有目共睹的。

一九五六年，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一定成就，決定要擴大黨的組織，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間。一時間，大批知識分子入黨，我也是在這一浪潮中被捲進了中國共產黨的。

記得有一天在宿舍裡，同室的許漢英「隨便」和我聊起來，她肯定了我在學校的表現，問我有沒有入黨的打算。開始我很意外，黨員在我心目中有些高不可攀，覺得自己相距甚遠，想也不敢想。我說，只覺得自己條件不夠，從未想過，她說，如果願意，可以寫一份申請。於是在她的啟發下我寫了申請，很快就召開了支部大會，同意接納我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沒有像有些人那樣，申請多次，考驗多年，十分順利、十分迅速地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