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木木的童年

木木是我最忠實的玩伴。那時，我們眼中最好的玩具，不是木槍，也不是陀螺，而是一種叫「洋鴨」的黑色家鴨––渾身烏漆抹黑，像隻縮小的烏鴉。如今的農人早不養牠了，說牠「髒得掉渣」，糞便很臭。可在牠還是雛鴨的時候，卻可愛得令人心軟，一團淡黃色的絨毛，笨拙地搖著小腦袋，憨態可掬。

那種獨特的玩法是木木發明的。他找來一張小凳子，用繩子牢牢綁在鴨背上，再拿根細竹條輕輕抽打，讓牠像小馬一樣拉著走。那一刻，他就是將軍，而鴨子是聽令衝鋒的士兵。

我也學著照辦，只不過，我的「演習」總是過於激烈，結果接連弄死了四隻鴨子。至於父親當時有沒有打我，我已記不清，但多年後，每當有人提起我小時候的事，總有人笑著補上一句：「他啊，活活弄死過四隻鴨子。」四隻鴨子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無論對哪個家庭都是一筆不小的財產。

木木是家裡的獨生子，我也是。我們心照不宣，也比村裡其他孩子更「霸道」些，這都是父母慣的，無論做錯什麼事，父母總會偏袒我們。

我們最興奮的事，是偷村邊那棵唯一的杏樹上的果子。那棵樹在我心裡，比任何寶物都值錢，如果讓我當家，我願用全部家當換它。木木更絕，他說：「我用兩個姊姊換。」他解釋得理直氣壯：「咱媽早說了，大姊二姊是要嫁人的，換棵杏樹才划算。」

可這棵樹的主人防得很嚴，尤其是家門口那位老奶奶，整日坐在門前，瞇著眼盯著每個經過的孩子。我們多希望她能打個盹，哪怕一小會兒。

終於有一天，她真的打瞌睡了。領頭的孩子抄起一塊石片，瞄準果實最密的枝丫，啪地一聲，刺破了綠葉的屏障，幾顆青澀的杏子「叮叮咚咚」地落下，像天使一樣從天而降。我們飛撲過去，抓起沾滿泥土的果子，像受驚的兔子撒腿狂奔。氣喘吁吁地躲到牆根，我們聞著那股青澀的香氣，滿口生津，不由幾口吞下肚去。

木木可比我們膽大，他甚至敢當著老奶奶的面抄石頭，扔完就像豹子一樣竄到樹下翻找果子，老奶奶罵罵咧咧地舉著拐杖追，他常常輕鬆脫身。可有一次，他卻摔了個大跟頭，杏子滾了一地，人也爬不起來。

眼看老奶奶逼近，木木突然放聲大哭，在地上又是打滾又是嚎。老太太愣了片刻，搖搖頭，轉身走了。木木立刻停下，伸手抓過離自己最近的一個杏子，拔腿就跑。

木木的頑皮是全村聞名的，父母有時不許我和他來往，但我覺得跟他在一起很有面子，還能得不少好處，如幾個最小的杏子、一塊摔碎的磁鐵，或者幾隻奄奄一息的小鳥。那些小恩小惠，就像香港警匪片裡「大哥」分贓物，足夠讓「小弟」赴湯蹈火。

我們成了村裡公認的鐵桿朋友，很少有人見到我們單獨玩耍。村裡的大人常愛拿我們開玩笑，問些怪問題，多數時候是木木回答，實在答不上來才輪到我。

有人問木木：「晚上，你爸媽打不打架？」木木歪著頭想了想，認真回答：「當然打了。」周圍的人哄堂大笑，有的笑得直不起腰。木木的爸媽就在一旁，尷尬極了，他爸沉著臉走開，木木的媽更尷尬，趕緊來拉他，他卻不肯走。我們都不知道大人們開的這種男女之間的玩笑。

後來再有人問這種問題，他就學乖了，只回一句：「你才打架呢。」木木說，這是他媽教他的。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們八歲。我被父親領到小學，交給一個戴眼鏡的枯瘦老頭，父親讓我叫他「王老師」，我乖乖喊了，可他沒應，只是用鷹一樣的眼神盯著我，我當場嚇得心一縮。從此，只要是他的課，我連小動作都不敢做。

木木和我同班，成績都不怎麼樣，經常被留在教室裡補課。老師問：「四加七等於多少？」我們對視半天，誰也算不出來。老師讓我們好好想想，等他回來再問，木木說：「十。」我一聽，趕緊跟著說：「十。」結果我們一人伸出一隻手，挨了一鞭子。

像小貓小狗般的童年就這樣結束了。在那個夏天，雨水特別多，一直下，連村邊的小橋都淹沒了。學校放假，我們跑去田畈裡捉魚，卻見水很深，蛇在水中扭動，田鼠亂竄，我們納悶不已。

我說：「村後山上的栗子可能熟了，我們去看看。」走到山腳時，忽聽遠處傳來一種可怕的聲音，田畈遠處，一條白線翻滾而來，然後看到木木的媽媽拚命朝我們跑來，大喊：「快往山上跑！」

我們撒開腿瘋跑，爬到高處，木木回頭喊：「媽媽，快上來！」可還是遲了，水已經追上她，她在田埂上踉蹌一下摔倒，剛想爬起，就被水吞沒，轉瞬消失不見。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座中型水庫因山洪爆發決堤。半小時前，有線廣播曾緊急通知，有人告訴木木的媽媽，說木木還在田畈裡，於是她衝了出來。

那一年，木木失去了母親，也失去了笑聲。他像一夜之間長大了，學校復課後，他很快就能算出「四加七等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