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歲月之傷懷與傷逝

五十多年前，我離鄉背井，身處北大荒，辛勤勞作在那片被知青汗水和淚水浸潤、廣袤無垠的黑土地上，那時的煎熬，猶如利刃刺心，時時痛徹心扉。

時光荏苒，回城後，我學而教，成為了一名講師，卻依然難以安身立命。讀碩研究蘇軾散文的我，步坡老「垂老投荒」之後塵，垂老漂泊海外，彷彿亦步亦趨。

如今，遠隔大洋，遙望那片曾經耕耘的黑土地，驚覺它早已深深嵌入了我心中的故土。歲月流轉，情感起伏，喜怒哀樂交織，終究是說不清、道不明了。

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運動，迫使超過一千六百萬城市青年離開家園，前往農村和邊疆。這一厄運並非無法逃脫，只是絕大多數知青未能倖免，而作為六十七屆初中生的我，便是其中之一。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我離開上海的前夜，兩位初中同學來看望我。同窗不過兩年，文革一開始，大家就或成為紅衛兵去外面砸爛舊世界，或待在家中當起了「逍遙派」。她們和我都屬於後者，但我們不在同一個朋友圈子，交往不深，沒想到，她們會來與我道別。

袁同學已經分配到滬上一家工廠上班，她對我的談吐頗為欣賞，當即大表遺憾，感嘆過去互相未曾親近，否則她能在工宣隊長那裡為我美言。聽她的意思，她與工宣隊長搭上了關係，不僅自己順利分去工廠，還幫了幾個同學，包括與她同來的葉同學。不久，葉果然也去了華聯商廈工作。

我心已麻木。第二天，我就得被火車送走，上海戶口早已被註銷，她的馬後炮並未在我心中泛起漣漪。那個特殊的時代，許多事由關係和背景決定。世道的傷痕，深深刻在我們這些普通人的心裡，而軀殼只得屈從於命運的巨輪，任其踐踏，無處可逃。

我的同學小圈子裡有五位，是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情景。其中兩位都分配到了工廠，尤其是唐同學。

奇在她父親當時還關在監獄裡，而她的成績和外貌都很平庸，卻在學校很吃香，初一時既是少先隊大隊長，之後又是班裡第一個加入共青團的學生。

當「上山下鄉」號召來臨時，她姊弟三人，姊是六六屆初中畢業，她和弟則是六七屆。六六屆的分配最好，留在上海工礦企業的名額占百分之六十，但聽說她在家裡吵鬧，迫使姊姊放棄了工礦名額，去了崇明農場。然而，她和弟弟原本也只能留一個，她母親無疑更傾向留弟弟，結果她似乎成功走成了「後門」，姊弟倆都被分配到了工廠。而且，崇明是上海郊區，比我們大多數知青前往的東北、雲南、貴州等地方要近得多。一個犯人子女的出路竟然如此順暢，至今是個謎。

我與另兩位同住九江路，上學時，我從家出發，沿路與黃月珠、楊傳瑛會合，之後三人一路走到學校。楊的哥哥高中畢業，放棄留城名額給她，但她最終也只是西安偉工縫紉機廠代培，培訓結束後便去了西安，從此我們再也沒能見面。

黃月珠的命運與我相同，但她的家境較好，她哥哥早幾年不願去新疆，一直在家吃著老米飯。上海話「老米飯」指的是失業或待業，靠積蓄或家人養活的狀態。黃月珠也跟著吃了老米飯。

六八、六九屆的初中畢業生和六八屆的高中畢業生，被全部下到農村，稱之為「一片紅」。鄰居貴鳳是六八屆的初中生，該去農村的，但她母親說：「貴鳳不去，就在家裡吃老米飯。」於是，貴鳳留了下來。

過了些年，最終該走的都被逼走了，貴鳳被分配到了里弄生產組工作，每小時工薪六、七角，時薪雖低，但總比離家遠去農村或邊疆吃苦要強得多。可是我家貧困，沒有老米飯可吃，我被迫去了東北軍墾，次年六九屆的十七歲弟弟去了江西軍墾。

直到一九九三年赴美前夕，我還親耳聽到任教大學的一位門房告訴我：「我的兩個兒子，都是一九六九年該上山下鄉的。因為我當了工宣隊員，工宣隊長幫了忙，他們幸運地逃過一劫，進工廠當了工人。你們大批人被送走的時候，上海的馬路上一下子就空蕩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