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報帶我看世界

八○年代初期，我剛到美國進入研究所讀書，中文閱讀一度中斷，生活完全沉浸在英語世界，幾乎無緣接觸中文報刊和書籍。後來，大陸學生能收到免費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但因郵寄延遲，新聞早已變成舊聞。同宿舍樓的台灣公派學生訂閱了「中央日報」，偶爾留在廚房或休息室的桌子上，我無意中會瞥一眼標題。「人民日報」海外版和「中央日報」頭版多是官方新聞和程式化文章，我早已習慣用「濾鏡」閱讀，常常只掃一眼標題，略過內容，倒是副刊的文章更吸引我。

漸漸地，我了解到八○年代北美有多種中文報紙：世界日報、中國時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北美日報、中報等，舊金山的中國城裡，可以買到這些報紙。但我很少去舊金山，況且當時經濟拮据，去中國城，最多只買一份中文報紙。

其中，世界日報是當時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廣的華文報紙之一，它內容涵蓋國際、中國大陸、港台新聞，以及北美本地新聞，是我了解時事的重要渠道。因此，若買報紙，我只選世界日報。

我所在的史丹福大學有胡佛研究所，其東亞圖書收藏堪稱北美最完整的中文藏書之一。繁忙的課程和實驗室工作之餘，我偶爾會去東亞圖書館翻閱中文報紙和雜誌，尤其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我有了更多時間前往東亞圖書館。

我曾經考慮的博士論文主要題目會跟中國有關，為此我特地辦理了能進入藏書地庫權限的借書證，便於查資料。地庫不僅收藏了以往的報刊，還有早期民國時期的科學類專業雜誌，閱讀這些資料，我常常感嘆前輩學者在艱難時局下堅持研究的頑強精神。

多年後，當我在報紙上看到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富美的照片時，不禁驚訝：她不就是我在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常向其借書的那名館員嗎？

對於在簡體字環境中成長的我，初接觸海外中文報刊，頗感不習慣，畢竟跟原來看的有很大的區別。海外報刊多用繁體字，且不少採用豎排版。閱讀繁體字對我來說並無大礙，畢竟簡體字由繁體字演化而來，個別生僻字也能透過上下文猜出含義。我在大陸也讀過繁體字的舊版小說和書籍，因此並不陌生；豎排版看久了，也逐漸習慣。

八○年代至九○年代，中國大陸與海外中文報刊在中文用法上的差別很明顯，既包括詞彙選擇，也包括拼寫習慣、標點、政治與文化用語，甚至涉及句式與風格。明顯的例子是人名、地名和名稱的不同，尤其外來語：里根／雷根、布什／布希、斯坦福／史丹福、高考／大學聯考、出租車／計程車、公交車／公車、個人計算機／電腦、軟件／軟體、激光／雷射……等等。

大陸報刊語言受政治文件影響較重，常有「掀起熱潮」、「深入貫徹」、「熱烈慶祝」等用法，而這些語言在海外報紙上看不到。海外報紙的新聞標題常常比較誇張，更多比喻，以此來吸引讀者。

老實說，這些差異對我閱讀理解影響並不大。

從文學內容看，大陸作品多帶有強烈的社會和時代背景，人物以農民、工人為主，強調正面榜樣和社會責任，風格嚴肅、敘事線性。海外文學則題材多樣，更貼近生活，注重人情味、娛樂性及個人情感，涵蓋邊緣人群，風格輕鬆幽默，敘事結構靈活。閱讀海外文學，常讓我有種穿越回民國時期的感覺。世界日報像一扇窗，推開了我原本單一的閱讀視野，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中國故事，也看到更廣闊的世界。

通過世界日報，我熟悉了許多海外華文作家，如聶華苓、于梨華、白先勇、陳若曦、王鼎鈞、吳崇蘭、琦君等。尤其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以海外作家的獨特視角和寫實風格，結合大陸的背景和人物，帶來既熟悉又陌生的閱讀體驗。

隨著華人人口增加，我所在的城市公共圖書館十多年前開始訂閱中文報刊，世界日報自然在列。但圖書館不是每天都去，報紙也常被他人借走，無法保證每次都能看到。近年來，圖書館轉向數位化，我透過圖書館的應用程式可以隨時隨地閱讀世界日報。

如今，我每天早上固定的功課是閱讀世界日報。頭版美國新聞匆匆而過，因為新聞往往已從英文媒體獲知，除非是周日英文報紙停刊，但相比社交媒體和自媒體，世界日報的新聞還是更有可信度。副刊則更有吸引力，來自不同地區的作者分享故鄉情懷、東西文化差別、凡人小事、懷舊故事、北美生活趣聞和遊記，常能引發我的共鳴。

不久前，我開始向世界日報投稿，並有幸看到自己的文章刊登。從忠實讀者到貢獻者，這份報紙不僅帶我看世界，也讓我成為其中的一員。對我來說，世界日報不僅是陪伴我走過留學歲月的老朋友，更是教我重新認識中文、理解世界的一位嚴師與摯友。它讓我明白，語言的邊界，就是視野的邊界；而當你願意走出熟悉的框架，文字就會帶你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