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拜謁祖父

好友日前轉發一份由中國大陸網紅製作、主題為「爸爸我來看你了」的短視頻，網主口述一位來自海峽彼岸大陸地區的耄耋老者，首次在二十一世紀方才前往台北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找尋其在一九四○年抗日陣亡的生父靈位，並且感慨地說，此位老者已經八十餘歲年事已高，這是這位老人頭一回，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探望亡父。我既是抗日烈士之後，觀後自是於我心有戚戚焉，如鯁在喉，不得不發！

先祖父劉作全，成年後為抗拒曾祖父已經安排好的「媒妁之言」而離家出走，這在民風保守的一九二○年代底，祖父抗拒父命，藉自由戀愛與外邑的祖母楊氏結縭，那可是要背上「離經叛道」之名的。祖父又於獨子（我的父親）出生後不久投效軍旅，與家人疏於聯繫。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祖父所屬的陸軍七十七師開赴淞滬戰場禦敵，犧牲慘重，祖父也於是役在上海西北大場鎮陣亡，得年二十八足歲，父親時年六歲。

祖父陣亡的消息並沒有馬上傳達到家中，直到一年多以後，七十七師司令部進駐湖南省瀏陽市永安鎮禮耕村，我們劉家大屋所分出的堂屋內，七十七師各部則在永安鎮周遭進行部隊的整補，曾祖父聞訊帶著年幼的父親前往師部，時任師長柳際明中將親自接待後，始證實祖父劉作全早於淞滬會戰中陣亡。

柳將軍隨即開立一張劉作全下士作戰陣亡的便箋，不過同時，父親也赫然發現祖父從軍時，因故把籍貫從湖南瀏陽改成了湖南祁陽，兵籍上的歲數也不正確，箇中原委也因祖父的英年殉國而永遠成謎。

抗日戰爭勝利後，父親攜帶著柳將軍開立的便箋，在黃埔軍校十七期畢業的七堂伯劉秉彝上尉陪同協助下，獲得了國防部正式頒發的「撫恤令」（見圖）。父親也藉由這一紙官方文書，前往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高中部就讀，再隨同學校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年，輾轉來到了寶島台灣。豈不知這一分離，竟是父親和曾祖父和祖母的永別，也從而改變父親青年以後的人生軌跡。

這一份「撫恤令」，就是祖父和我除了血脈相連以外，唯一的連結。當我在江蘇蘇州工作之餘，曾驅車前往上海大場，憑弔當年祖父生前最後的足跡，也曾經攀爬造訪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山赫石坡的七十三軍暨七十七師的抗日陣亡將士公墓致意，心中認定該處是祖父的魂歸之所。

我自詡上窮碧落下黃泉，已經將祖父從軍之路的軌跡走了一遍，殊不知，世間還有一處莊嚴的殿堂，正位於寶島的台北圓山，方是祖父忠烈常饗國家香火之處。

二○一五年，適逢抗日勝利七十周年，我在世界日報上獲悉馬英九政府責成國防部，將台北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內祭祀約四十萬文武烈士的姓名建立電子檔案，以供後人查詢緬懷。我撥打了一通越洋電話給忠烈祠的辦公室，報上祖父名諱，及七十七師番號，和湖南瀏陽或湖南祁陽兩個地名作為籍貫所在，不久忠烈祠人員在電話中告知找到了祖父的名諱，我隨即返回台灣安排拜見祖父牌位事宜。

我前一天先與忠烈祠人員訂下參訪時間，翌晨弟弟駕車帶領著先父、我和兩位侄兒一同前往。車子停進了忠烈祠接待處的停車場後，在三軍儀仗隊的引領下，包括當天的旅客們，一起參加了上午九點整的唱國歌升國旗儀式。隨即一位楊少校陪同我們一家前往大殿，祖父的牌位已經從木架上請下來了，擺放在供桌之上。

由於祖父陣亡時只是基層的步兵下士班長，所以和其他近四千名袍澤忠烈共享一組牌位，這是我們後人第一次正式向祖父的牌位鞠躬行禮。當時，楊少校還出示了一本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編印的湖南省祁陽縣抗日陣亡將士名錄，先祖父既不是祁陽人，雖然名列冊中，卻未有祁陽縣境的詳細地址資料。

禮畢後，忠烈祠人員還致贈特製的「忠烈祠烈士基本資料」供我們留念。我與原先父親所持有國防部頒發的「撫恤令」相對照，祖父劉作全的名諱和陸軍七十七師四六二團一營三連的軍隊番號完全相符；陣亡地點為屬於現今已併入大上海市區的原江蘇省嘉定縣境，所以也沒有爭議；父親孩童時早發現湖南瀏陽和湖南祁陽兩者的籍貫之別，為數十年來已知的差異。

只是祖父陣亡時的年齡卻有多種版本，就耐人尋味了。「撫恤令」記錄為四十一歲，「忠烈祠烈士基本資料」則顯示三十四歲，而我們家族中一九四一年的劉氏五修族譜，在祖父個人的「世紀」欄目中，除了簡述祖父在淞滬戰場陣亡和部隊番號的訊息完全一致外，祖父距生於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年底的陣亡年齡，卻是二十八足歲。

不過這一切並不減損祖父在我心中一位「平凡」抗日英雄的歷史定位，只是坐實了當年仍處於農業立國的多難祖國，對抗已經高度工業化的日寇欺凌，於兵荒馬亂之際，官僚體系之不張，戶籍制度的紊亂，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年後，父親與世長辭，我回台奔喪。臨回美國前，弟弟特意請假專程陪同我一日，我要求再赴台北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兄弟倆在先祖父牌位前，稟告先父已經歸天和先祖父團聚，可以在天上再續世間僅僅六年的父子情。行文至此，回首祖父英年犧牲和父親坎坷的童年，不覺潸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