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眼淚

當年擔任腎臟科住院醫師（fellow）時，身邊不乏德高望重的教授，有撰寫經典文獻的蘇格蘭教授、有才氣縱橫的泰國免疫學天才，還有來自阿根廷的骨科權威。然而，在這段歲月裡，最讓我們受益的，不是這些名師，而是一位阿拉伯孩子。

洗腎中心位於醫院的二樓，離聖塔摩尼卡不遠，空氣總帶著鹹鹹的海風，但推開兩扇大門，迎面而來是一種悶熱而黏稠的氣味。護士熟練地拿著針頭，尋找埋在手臂裡的動靜脈瘻管。接上機器後，血液和透析液在洗腎機細如粉絲的管子中流動，毒素和多餘的水分被排除，淨化後的血液再度回到患者體內，宛如一場洗禮，乾淨而神聖。

洗腎的患童不多，但治療過程極為困難。最棘手的病人，是一名來自科威特的五歲孩子，等待移植已經有兩年時間。他患有原發性高草酸尿症（Primary hyperoxaluria），這種罕見遺傳病會導致腎結石、腎衰竭，甚至草酸沉積全身，引發劇痛。患童無法乖乖地躺在病床上，每次洗腎都痛得翻來覆去。護士們輪流安撫，每回洗腎，總是讓所有人精疲力竭。

孩子的父母是近親，母親面貌姣好，穿著黑長袍，露出的五官輪廓深邃，卻從來不笑。或許是長久身處異鄉，看著孩子受苦，遙遙無期的等待讓她彷彿深陷牢籠，比真正的囚禁還要折磨。父親則是一名寡言的阿拉伯人，會說簡單的英文，態度並不友善。或許是文化隔閡，或許是被無止境的醫療程序消磨，他們時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當孩子洗腎時發脾氣、摔玩具，父母不哄他，而是直接找醫護人員投訴，彷彿醫院是旅館，理應滿足一切需求。

等待移植的過程漫長而辛苦，這對宛如貴族的父母卻從不道謝。或許因為背後有強大的財力支援，讓孩子得以在美國接受多年昂貴的治療，讓他們習以為常，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和時間拔河，卻無法阻擋草酸侵蝕孩子的器官、摧毀他的神經系統、軟化他的骨骼。透析機勉強維持他的生命，但小小身體已無法承受病變的摧殘。

孩子在我們醫院的兩年裡，教會了我們所有關於洗腎的知識，我們學會如何調整透析劑量排除草酸，也嘗試不同藥物來減輕他的痛苦。我們見證了生命的脆弱，看見基因突變如何隱藏在文化背後，世代相傳，即使現代人已經理解近親通婚的危害，卻仍無法擺脫古老習俗的詛咒。

那個夜晚，我正在值班，孩子因肺炎病情惡化，緊急插管，但他的呼吸系統早已虛弱無力，無法自主運作；神經系統也逐漸衰竭，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我站在加護病房內，洗腎機在一旁嗡嗡作響，試圖清洗他的血液，卻趕不上草酸囤積的速度。我沒有看到他的母親，或許她知道孩子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不願目睹這殘酷的最後一幕。他的父親則靜靜地坐在病床旁，面無表情，彷彿對忙碌的醫療團隊視而不見。

我們調整呼吸機、注射抗生素、輸入強心劑，希望挽回他的生命，但我們知道，這一切已經無濟於事。

當心電圖顯示平線時，他的父親發出一聲微弱和無助的哭泣。我看見一顆眼淚滑落，他別過了頭。

那是一個漫長又痛苦的旅程，在美國求醫兩年，沒有快樂的結局。

我們六名fellow曾輪流照顧過這個孩子，每個人都握有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們不再談起這段往事，卻永生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