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擊寸土，光輝映滿天

到了波士頓，如果不去康科德（Concord），那可真是件遺憾的事。這個坐落在波士頓近郊的小鎮，沒有喧囂，也稱不上繁華，卻在美國歷史與文化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775年4月19日，在康科德的北橋，反英殖民地民兵向英軍打響了第一槍，從而揭開了獨立戰爭的序幕。然而，康科德的意義遠不止於一場戰役的勝利，當歷史進入十九世紀中葉，這座新英格蘭小鎮悄然成為美國文學與思想的發源地。在這裡，自由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理想，更是一種深刻的精神追求。

梭羅在瓦爾登湖畔隱居著書，探尋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的邊界；愛默生倡導超驗主義，強調個人獨立、追求內在真理和自我實現 ；霍桑以小說《紅字》揭示人性與道德的晦暗與掙扎；而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小婦人》，則寫出了女性成長的喜悅與痛楚，也描繪了那個時代知識女性的覺醒。他們如同文學史上的璀璨明星，照亮了一個世紀的精神天空，使康科德成為美國文學啟蒙的聖地。

去年夏天，趁著送女兒去波士頓實習的機會，我終於踏上了夢寐以求的朝聖之旅。那感覺，就像是去和一群久別的老友重逢，那些曾在書中相遇的思想與文學巨匠，如今我將走進他們的故鄉，踏上他們曾經留下足跡的土地，光是想到這一點，便已令我激動不已。

六月的康科德綠意盎然，剛剛下過一場雨，空氣格外清新，還瀰漫著一絲甜甜的青草香，康科德之行的第一站，自然是瓦爾登湖。沿著林間小徑前行，在抵達湖畔之前，我們首先遇見了梭羅木屋遺址。那是一間灰色木板屋，靜靜佇立在幾棵古樹之間，門前立著亨利．戴維．梭羅的銅像，他一隻手舉在胸前，好像正低頭沉思。小木屋的陳設極其簡單，紅磚壁爐，一扇窗前是一張床，另一扇窗前是一張木桌子，兩把木椅，旁邊還有一個粗糙的木頭箱子，裡面裝滿了燒火劈柴。

眼前所見是後人仿建的模型，而在1845年，梭羅在湖邊的確親手搭建了一間簡樸的小木屋，在那裡獨居了整整兩年。他這樣寫道：「我來到林中，因為我想要從容地生活，只面對生活最根本的事實，看看是否能學到生活要教給我的一切，而不是等到彌留之際才發現自己根本從未真正生活過。我不想過一種不是生活的生活，生命是如此珍貴；我也不想與世隔絕，除非萬不得已。我想要深刻地生活，吸取生命之精髓。」

梭羅追求簡樸、獨立與自省的生活，並詳實地記錄下這段不尋常的經歷，最終寫下了那部後來享譽世界、也啟迪了無數心靈的《瓦爾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這本書至今仍被視為美國自然寫作與自我探索的經典之作。

我曾在心裡勾勒無數次瓦爾登湖的模樣，可當我真正走近，依然被它的美深深震撼了。它像一塊鑲嵌在密林之間的碧玉，湖面如鏡，微風拂過，泛起層層漣漪。湖水的顏色變幻莫測，近處是柔和的淺綠，遠處是深沉的墨綠。甚至在同一個視角下，也會忽而泛出湛藍，忽而又幻化為青綠，它像一塊會呼吸的寶石，藏著大自然最隱密的心事。

我坐在湖畔的一塊石頭上，望著湖面泛起的微波，閉上眼睛，想像當年的梭羅如何划著小舟，穿行於湖水與林木之間，如何在春日聽雨，在冬日踏雪，在秋葉紛飛的季節，思索人與自然的奧祕。他在這裡釣魚、種豆、採集果實、砍柴、爬山、散步、寫作。他並非為了隱居而隱居，而是在尋找一種更本質的生活方式，遠離喧囂，貼近自然，與內心對話。

今日的瓦爾登湖依然清澈如鏡，彷彿從未被時光浸淫，然而世界早已改變了模樣。梭羅追求的那種簡單生活，是否還能存在於這個躁動的世界？人們是否還願意像他那樣，放下物質羈絆，傾聽內心真實的聲音？我低頭看著腳下的湖水，彷彿聽到了梭羅的回答。

也許因為清晨，湖邊沒有釣魚的人，卻有幾位晨泳者潛入水中。我和一名中國女子打招呼，她笑著說，每年都會來這裡游泳，六月初的湖水仍帶著寒意，但這時候游泳的人少，游起來格外暢快。說罷，她俯身躍入湖中，像一尾輕盈的魚兒劃開水面，身後留下一串串漣漪。我目送她越游越遠，紅色泳帽變成水面上的一個小紅點，那種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自由自在，正是許多人終其一生所嚮往的東西吧！

正像梭羅所描繪的那樣，瓦爾登湖是一面十全十美的林中明鏡，世間何物能像它這般純美而浩大？它堪稱康科德頭冠上的一顆明珠。它是大地的眼睛，映照自然，也映照人心。凝視它的人，彷彿也在衡量自身靈魂的深度。我恍然明白，為什麼梭羅願為它傾注如此多的筆墨，他曾深情地寫道：「瓦爾登湖，是人間最接近上帝和天堂的地方。」

離開瓦爾登湖，我們的下一站是果園屋，那是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故居。提起路易莎，便無法不想到《小婦人》，這部作品幾乎就是她生命的縮影，我不由想起第一次看電影《小婦人》的情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冬日，我從圖書館借來《小婦人》錄影帶，原本打算自己看看，沒想到年僅四歲多的兒子也被吸引住，靜靜地坐在我身邊一同觀看。讓我意外的是，小傢伙竟看得眼裡淚光閃閃。由此看來，動人的故事能觸碰到人心最柔軟的地方，哪怕那顆心還如此稚嫩。

果園屋是一幢木結構的老宅，掩映在一片濃郁的綠蔭當中，灰褐色的木板牆顯得古舊滄桑，彷彿在默默地訴說一個世紀前的故事。屋前的花園不大，草坪和小徑交錯，紫紅色玫瑰開得正豔。這裡是名副其實的「果園屋」，據說有四十多棵蘋果樹環繞著這座老宅，枝葉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奧爾科特一家在二十年間輾轉搬遷，直到搬進這座建於十七世紀中葉的老屋，一家人在這裡生活了整整二十年。

從側門走進「果園屋」，一樓是小書店和紀念品展室，各種裝幀排版設計的《小婦人》擺滿了書架，二樓才是「小婦人之家」。我沿著窄窄的樓梯緩步而上，心中忽然湧上一種難以言說的悸動，彷彿終於要面對那個久違卻熟悉的名字，走進一段早已銘刻於心的記憶。

路易莎與姊姊安娜共用的那間臥室，陳設樸素溫馨，仍保留著奧爾科特一家當年的生活原貌。每一件家具，每一幅畫像，甚至書架上泛黃的舊書，都散發出舊時光的氣息。房間裡最引人注目的，是父親奧爾科特先生親手為女兒打造那張嵌入牆壁的半月形書桌。斑駁的桌面上殘留著磨痕，桌上擱著羽毛筆和攤開的筆記本，好像主人剛剛離開，靈感仍在空氣中迴蕩。我彷彿看見路易莎伏案疾書的樣子，眼神專注，嘴角微翹，那些文字正從她的筆尖緩緩流淌而出。

正是在這裡，路易莎寫下了《小婦人》，她筆下的那些人物梅格、喬、貝絲、艾米，她們有歡笑，也有哭泣；她們互相安慰，也會彼此爭執；她們迎著風雨走出家門，又帶著善良與勇氣回到家的懷抱，這部小說不只是講述了一個家庭的故事，更是一部女性成長的史詩。想到路易莎筆下的喬，那種不屈不撓、渴望獨立自由的精神，至今依然令人動容。陽光灑在她的書桌上，彷彿仍有未竟的話語悄然留在紙上，等待著續寫。

從「果園屋」出來，我們沿著一條林蔭小道步行，沒走多遠，便看見霍桑的故居。那是一座淺黃色外牆的獨立屋，黑色屋頂上聳立著三個紅磚煙囪，十分醒目。建在一端的白色半圓弧形迴廊，給整幢房子平添了幾分優雅的藝術氣質。屋前綠植鬱鬱蔥蔥，一塊木牌立在中間，上面寫著：The Wayside （路邊）。

有趣的是，這座房子的前主人正是路易莎的父親布朗森．奧爾科特。1845年，在愛默生的資助下，奧爾科特一家人結束了頻繁搬遷的生活，在康科德鎮買下了這棟位於萊克星頓路455號的房子，並給它取名Hillside （山邊）。幾年後，他們舉家搬到波士頓市區，這座房子也隨之出租。

當時，正在康科德尋覓安家的小說家霍桑看中了這棟房子，並以一千五百美元將其買下，還給它起了個新名字—The Wayside （路邊）。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這個名字比「山邊」更具道德寓意。但布朗森．奧爾科特對此並不認同，直到晚年他仍一口一個「山邊」，即使在談及霍桑時也不例外。

奧爾科特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名執著的教育改革家，但現實生活中卻屢受挫折。霍桑欽佩他的思想，卻對他「空談而貧困」的生活方式有所保留。他們既是朋友，也是彼此的鏡子，一個沉靜內省，一個激情澎湃，性格迥異，卻都在康科德這片土地寫下了屬於自己的篇章。

不管是「山邊」還是「路邊」，這座房子曾是一名文學先驅的棲身之地，他在這裡寫下了《紅字》（The Scarlet Letter）這樣的不朽之作。想到那位背負羞恥的女人海絲特．貝萊，我不禁感嘆，霍桑筆下的人物，往往承受著道德的重壓，被社會審視，也被良心拷問。他的故事在黑暗中生長，卻又在最後給人留下一線光亮。或許，這正是他對人性的理解，他看見了罪惡與懲罰，也看見了救贖與寬恕。（上）（寄自維吉尼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