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深沉的一瞥（上）

我記得那天是四月中，漫長的冬季剛結束，天空藍得像洗過一樣。我結束了總院的教學活動，騎著我的100cc舊機車，經過那條貫穿工業區、串聯我日常生活的外環道，一如往常要前往分院。

我還記得那天溫度剛好，風涼涼的，難得放晴的天氣，陽光照在皮膚上很舒服。但就在機車經過某間工廠門口時，我手握著的龍頭忽然失去控制。打滑，往人行道衝去。

這是我最後的完整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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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黑暗。疼痛。救護車的聲音。有人問我一些問題，但我無法回應。我又沉入黑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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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來的時候在急診三區，外傷科。綠色的床簾外，穿著工作服的醫護人員匆忙來去。好熟悉的景象，幾年前我也曾穿梭在他們之中。唯一不對勁的是我躺在病床上，渾身是血。

妻焦急地坐在床前，看到我醒了連忙靠過來。她說那時她的手機響起，電話裡的我迷迷糊糊地說出車禍了，人在哪裡也講不清楚。她嚇死了。後來才有救護人員告知她在長庚急診室，她坐了計程車趕過來。

我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下午五點半，我記得騎車的時候是四點多，那時正要趕去分院參加一個會議。也就是中間一個小時的記憶是空白的。

持手機的手上有乾掉的血，食指與中指的關節處皮膚被整層磨穿，但幸好手指還能動，似乎沒傷到關節腔。我略略移動了脖子和手腳，看起來感覺和運動的機能都還在，中樞神經系統大概沒事。我把手機轉為自拍模式，畫面中的人滿臉是血，從左側下頷到整張右臉血肉模糊，最嚴重的是左嘴角，一個好深的洞，像無情的瞳孔冷冷地朝著我看。血順著下巴流下來，在脖子凝成凍狀。

門牙失去了半顆。我在心裡默默和它說再見。

但真正慘的是我的右腳。右腳已經幾乎沒有知覺了，但我看得出右踝外翻成一個不自然的姿勢，內踝處一截硬物刺破皮膚。完了，開放性骨折，而且傷口看起來很髒。接下來必須面對的是高度感染的風險，弄得不好變成骨髓炎，大概就得要長期的抗生素抗戰了。

在急診室已完成初步止血，生命徵象穩定，我知道我自己大概是不會死了。但身體卻用相當直覺的方式告訴自己，死亡已經來過了，它確實曾經站在我身前，留下深沉的一瞥。

身為一個醫師，我完全同意我幾乎已死過一次。能讓粗壯的小腿脛骨開放性骨折，那必然是相當程度的撞擊力道。那樣的力道如果撞在頸椎，我八成已經頸部以下癱瘓；若是撞在頭部，不巧安全帽沒戴好，大約已造成嚴重的腦出血。我到今天為止三十七年的所有人生──妻與剛學說話的兒子、在醫學中心的工作、社區裡的宿舍，有或是無，僅僅只是撞擊點在哪裡、或是當初幾個關鍵選擇的距離。

如果那天不是在例行事務後多排了一個會議、如果不是騎機車而選擇坐交通車，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如果沒有善心路人將我送醫、甚至如果撞擊的地方不是腳踝，而是骨盆、是胸腔、是頭頸部，會不會現在我根本沒辦法打出這篇文章？

作為一個看過更多「可能」場景的醫師，確認傷勢後，我第一時間竟然是對我受的傷深深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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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來過了，留下氣味，以及扭曲過的時間。

七點，八點，十點，十二點。我在急診室的床上躺著，有人呼喚我的名字去做牙科評估，推進縫合室縫合，骨科住院醫師過來幫我的足踝復位（今天值班的住院醫師正好是認識的學弟，從他的語氣裡，我感覺到了一絲與一般病情解說不一樣的溫度）；這個晚上好像過了很久，但又好像僅僅是一眨眼。妻一直陪在身邊，成為我的時鐘，是我在這個夜晚唯一能抓住的線索。

骨科醫師朋友早就幫我看了Ｘ光片，訥訥地說，「啊，這看起來斷得……滿複雜的，看看你的主治醫師決定怎麼開。」我受傷的消息傳開，有些還留在醫院的朋友也來急診現場關心。他們穿著主治醫師的長袍，俯視躺在病床上的我，好像想說些什麼卻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我了解他們原本大概要說什麼，也曉得他們最後決定不說話的原因。畢竟受過同樣的訓練，太熟悉了，我們每天都在流暢地告知病人壞消息，但這樣的話語卻很少需要對身邊的人說。我伸出手來握住他們的手。不是開刀、縫合，或做檢查的醫師的手，而單純只是有著溫度與血肉、我朋友的手。此時他們出現在我身邊就已經是一種治療，他們的陪伴讓我安心。

醫師該怎麼面對同儕的病，或是自己的傷呢？或許是年紀漸長，近一年來，聽聞了許多醫院裡遺憾的故事。研究上合作的某教授忽然發現胰臟癌末期。某主管罹患了罕見的快速退化型失智。大沒幾屆的學長（在臨床見過幾次，印象中的他陽光爽朗，還像個大男孩）被診斷為神經元疾病，幾無藥可醫。

想像中的他們應該站在病床前，而非躺在病床上。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忽然想起，原來醫師也是人，也是會生病的。

我們的成長軌跡如此類似，大多在醫學中心裡學習，訓練完後留在同一家醫院服務，日復一日治療病人；但偶爾有些人也會在此脫下白袍，加入病人的行列。曾經我們以為白袍是不會髒的。白袍賦予我們與疾病對抗的力量，那麼勇敢又那麼神聖，卻幾乎忘記白袍底下，也都只是血肉之軀。

我也曾治療過我的老師：教授，學界一方權威，醫院裡地位崇高的主管。我醫學生時曾跟在他身後學習，覺得如此幸運，那樣的背影走在查房隊伍前方是多麼巨大而遙不可及，好像跟著走，就一定能夠抵達光的源頭。但我來到病床旁要為他扎針時，發現換上病人服的他，身形好瘦好瘦，皮膚下幾束單薄的肌肉掛在枯乾的骨架上，看起來簡直就是一個普通的老人，普通的病人。

但有誰在穿上病人服之後，不是一個普通的病人呢？

當天午夜，我被推進開刀房，進行暫時的外固定手術。我看到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忙碌的身影帶著疲憊，為了我，他們今天即將要通宵奮戰。

麻醉科醫師一邊準備一邊跟我解釋麻醉藥劑的作用，說如果感覺血管刺刺的，就放鬆，深呼吸。我想像我麻醉之後，將會被除去身上所有衣物，住院醫師學弟會在我的陰莖插入尿管（啊，這部分真不好意思），消毒，大量消毒，然後手術開始。

只是我將不再是用站在手術檯旁的視角，而是以一具肉身參與這幕醫療場景。我心裡想跟他們說，謝謝，辛苦了，我的身體如此殘破，麻煩你們了。

然後我又再次失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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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刀房回來，神智逐漸恢復以後，疼痛也回到了我的身上。

說也奇怪，在創傷的當下，自己的意識與身體有著曖昧的距離。一般來說，遭遇心理創傷（psychological trauma）的時候，很常同時經歷到不同程度的解離（dissociation）。有人說此時對外界的感受隔著一層玻璃，也有人說那像是用他人的角度，漠然地看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但我從來沒有體認到，肉體上的創傷也會帶來類似的效果。

或許這是生物本能上對於死亡的抵抗吧，心理上的阻隔，讓肉體的痛苦和心靈的平靜，有同時存在的可能。當時我的身體確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可能，那樣的威脅讓他自動進入了防禦程序。

死亡是什麼樣的經驗呢？古往今來的智者都曾思索過這個問題，卻無法給出一個標準答案，然而任何一個最簡單的生物都將親身體驗死亡。畢竟死去的人不會回來告訴你死亡是怎麼回事，你無法預先學習，只能在唯一一次機會裡親身體驗它。在死亡面前，理性與經驗之間存在著鴻溝。

意識逐漸清醒之後，我試著回憶從車禍發生到急診室之間，那段空白的記憶裡到底經歷到了什麼。那時候死亡就在我身邊，我曾經看見死亡一閃而過的背影，有好多問題想問它。

我查詢手機的通聯記錄，發現那段消失的時間裡，我和妻通過幾通電話（這也是她能第一時間趕到急診室的原因），傳了訊息到工作群組裡告假，甚至還用簡訊通知隔天的心理治療個案，我將會失約。

透過這些線索，我垂釣出更多遺漏在黑暗中的零碎片段。在那段由生物本能主宰身體的時間裡，我感覺到痛，但同時又感受不到痛。肉體傳來的疼痛被意識妥善地收納在玻璃盒子裡，像是不會灼人而只剩光亮的火焰，出乎意料的，回憶裡的我在創傷當下並沒有經驗到太多痛苦。

除此之外就是責任。身為醫師，與身為家人的責任。那時候的我想起妻，想起即將兩歲的孩子，對於可能無法陪他一起經歷成長的風景而遺憾著，也為了無法一起分擔家庭責任感到抱歉。那時候的我既無助又孤獨，迫切地需要有人將我從這樣的處境裡拯救出來，希望有人在這場災厄裡看到我。

但除此之外，竟然還有一絲平靜。

我想到作為一個生物體，我加入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行列，正在經歷一個結尾，一個必經的終點。我有被好好地愛著嗎？在我的生命中，有做到我想做的事嗎？

在那個時候，時間變得對我毫無意義。無所謂過去，也不再有未來。漫長的等待彷彿眨眼就消逝，但一瞬間卻可以趨近於永恆。

死亡對躺在地上的我留下深沉的一瞥，然後離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