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而非封小紅書 逼台人民學翻牆

12月4日，對全台灣300萬名小紅書用戶來說，是一個充滿困惑與諷刺的時刻。從這一刻起，當我們習慣性地點開手機裡那個紅色圖標，試圖尋找今晚的聚餐穿搭靈感、或是搜尋一道家常菜食譜時，映入眼簾的很可能不再是瀑布流的資訊，而是無法連線的錯誤代碼。

內政部以防詐與資安為由，大筆一揮，對「小紅書」實施一年封鎖。政府說這是為了保護台灣人民，是為了斬斷詐騙集團的溫床，更是為了防堵紅色滲透。然而，站在市井小民的角度，人民感受到更多的是生活便利被剝奪的焦慮，是對政府執法雙重標準的憤怒，以及對台灣築起「數位圍牆」的深深恐懼。

首先，決策者似乎嚴重低估小紅書在當代生活中的工具屬性。對於許多官員而言，這或許只是一個「中國來的、充滿統戰」的社交軟體；但對於年輕世代、新手爸媽來說，它早已取代了Google，成為最直觀的「生活搜尋引擎」。想知道最新的露營裝備測評？想找冷門旅遊景點的攻略？想學如何修飾履歷表？這些「去政治化」的實用資訊，是300萬用戶黏著於此的主因。

政府一刀切的封鎖，或許斬斷了可能的資安風險，但也同時斬斷了民眾獲取生活知識的便利管道。不禁想問：政府在執法前，是否曾真正理解過這個平台對民眾生活的意義？

然而，這項禁令最讓民眾無法接受的，是那種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政府強調小紅書涉及1000多件詐騙案、且官方「已讀不回」。但隨便問一位路人在哪裡看過最多的詐騙廣告？答案往往是臉書等其他主流平台。政府的解釋是：「臉書和LINE有落地、願意配合下架。」但對於受害者而言，這簡直是最大的諷刺。所謂的願意配合，往往是事後諸葛的補救；所謂的有落地，並沒有讓詐騙絕跡。

民眾看到的是，使用美國平台被騙，政府雙手一攤說「我們會發函要求下架」；使用中國平台有風險，政府卻直接說「我不准你用」。這種抓小放大、選擇性執法，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是披著打詐外衣的政治操作。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封鎖網路」這個極其危險的先例。今天政府可以用詐騙為由封鎖小紅書；明天是否可以用錯假訊息為由封鎖TikTok？所謂的「數位極權」，往往不是一夜之間發生，而是在一次次以安全、保護為名的讓步中，溫水煮青蛙。當國家機器開始介入決定人民能看什麼、不能用什麼，並掌握了切斷連線的開關時，我們與威權國家的距離也縮短了。

我們支持打詐，也支持維護資安與國安。但手段必須符合比例原則，更必須邏輯一致。

封鎖一個App是最廉價、最偷懶的治理方式。它掩蓋了政府在網路犯罪偵查技術上的不足，也暴露了對自身民主韌性的缺乏自信。真正的民主防衛，應該是透過教育提升人民的媒體識讀能力，揭露風險並提供替代方案，而不是直接告訴人民「這太危險，你不准碰」。

台灣的民主價值在於相信人民有判斷是非的能力。請不要用保護的名義，蒙上人民的眼睛，將台灣變成資訊孤島。我們不要在標榜自由的土地上，被迫學會「翻牆」。

（本文取自12月7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中市府新聞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