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免選邊站？歷史不應導向單一劇本 一起記得才是民主
這並不是台灣第一次面對政治動員與社會撕裂，但這一次，似乎更加深刻也更加危險。表面上，罷免訴諸制度的正當性；實際上，卻潛藏著歷史陰影與情緒反撲，挾帶著亡國感、懷舊敘事，甚至是一種對改革的反擊。
這場政治風暴，不只是政黨的對決，也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碰撞。它更像是一次集體記憶的激烈角力：我們如何理解國民黨的過去？如何面對轉型正義之後的現在？又如何繼續相信台灣民主的未來？
民主，從來不只是投票選舉的技術，更是一個社會能否承擔「彼此共存」的重量，是否容許「差異說話」的空間，是否擁抱「歷史共感」的勇氣。罷免權當然屬於人民，但當這項制度被操作為情緒性的懲罰工具，而非理性監督的機制，它所展現的，便不再是民主的榮光，而是其最脆弱的一面。
不妨想一想，如果這場罷免行動的標靶，是一位立場鮮明的本土民意代表，而其理由卻是「挑動亡國感」或「造成對立」，那麼，我們究竟在懲罰什麼？是他的立場？他的語言？還是我們自己對多元社會的恐懼與不安？
談論歷史時，我們常常掉入二元對立的陷阱，例如：「國民黨讓台灣繁榮」與「國民黨壓迫了本土文化」。這兩句話，看似矛盾，其實可以同時成立。這正是台灣歷史的真實樣貌：複雜、交織、矛盾而不可簡化。
轉型正義的目的，不是為了製造新的二元對立，更不是將歷史導向單一劇本，而是讓我們能誠實地面對這段共同經歷的複雜性。我們不需要否定繁榮，也不該淡化傷痕；我們可以選擇坦然地說：「兩者都曾發生」。這樣的認知，也許正是民主社會真正成熟的開始。
從制度層面來看，罷免權確實是民主機制的一環。但若一場罷免運動建立在恐懼語言之上，譬如說「某黨當選台灣就會亡國」；再或是將「改革者」標示為「必須被懲罰的異端」。那麼，雖使用的是民主制度，說出的卻是反民主的語言。
在轉型正義的辯證中，常有人問：「我們要和解，還是對抗？」但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我們是否有能力一起記得？
記得那些不同版本的歷史；記得那些受難者無法說出口的傷；記得加害者的後代也可能無所適從的困惑；記得我們都是這塊土地的共同作者，不論是本省、外省、原住民，還是新住民。
當歷史不再只是勝利者的書寫，而成為多聲道共存的共筆，我們才真正接近轉型正義的核心，也才真正開始實現集體記憶的再民主化。
面對過去，我們要和解？還是要辯論？還是要一起重構多聲道的歷史記憶？這三個問題，從來都不是選擇題，而是三者缺一不可的民主成長之路，台灣的民主還很年輕。
且把這次大罷免當成警訊，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民主，從來不是建築在遺忘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們願意一起記得的能力裡。
（本文取自7月26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三意學校校長）
